英语原文共 13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化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基于国家特征的研究
Shayuti Mohamed Adnan , David Hay, Chris J. van Staden
关键词：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治理 国家所有权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委员会
摘要：我们研究了国家文化和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文化影响有调节作用。对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英国的203家公司共403份年度报告、企业网站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独立报告进行了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社会为个人主义的国家和权力距离较低的社会中更为普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公司治理以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形式得到加强，而国家所有权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公司治理缓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一些有害的文化影响。这些发现对各国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另一个贡献是，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抵制有关，但公司治理有助于减轻民族文化的影响。
1. 引言
许多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差异(例如Ortas et al,2015;Orij, 2010;Van der Laan Smith et al，2005)。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例如，Fifka and Pobizhan, 2014;Ortas et al,2015)。因此，为了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仅有必要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还有必要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在一个特定的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披露实践中的公司治理实践。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大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基于全球报告倡议(GRI)准则(Ban, 2012)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标准。为了评估这种标准化是否可行，有必要考虑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并考虑企业治理如何调节文化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特别是公司治理是否有助于克服对报告透明度的文化抵触(见Haniffa and Cooke,2002; Kelton and Yang,2008)。
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跨国差异是否由文化差异造成。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我们调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数量是否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报告受组织的认知、规范和调节结构的影响(DiMaggio and Powell, 1983)。一个组织的认知和规范结构受到它所接受的社会规范(即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些规范影响组织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讲述自己的故事(Gray et al.,1995;Van der Laan Smith et al,2005;Orij, 2010)。
第二个研究问题考察公司治理。先前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和公司透明度之间存在关联。例如，研究发现，拥有更多独立董事和更多样化董事会的公司提供更多的自愿披露，以改善透明的报告(见Chen and Jaggi, 2000; Chau and Gray,2010)。这些相同的发现可以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领域进行检验，即，某些董事会的特征是否导致更多或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因此，我们决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否受公司/组织层面实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涉及前面两个问题，文化和公司治理的相互作用。我们考虑公司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与国家层面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Neu et al.,1998;Orij,2010;Rankin et al.,2011)。我们评估了公司治理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国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来自四个国家(英国、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 涉及八个行业的203家大型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用综合清单进行评估，而文化因素则基于国家层面的指标。
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实践在个人主义社会和低权力距离社会中更为普遍。公司治理因素，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存在，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数量，而国家所有权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此外，公司治理对某些文化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例如限制权力距离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为文献综述，第3节为假设提出。第4节与第5节介绍了研究设计。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讨论研究结果并得出结论。
2. 文献综述
我们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考虑了决策有用性解释和代理解释，但发现这些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研究人员转向文化解释(Deegan, 2002,p.286; Gray et al.,1995, p.52)。近期的文献也采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各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差异(Fifka and Pobizhan,2014;Ortas et al.,2015; Joseph et al.,2016;Midin et al.,2017)。
Hofstede(1980)将文化称为“将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区分开来的集体思维程序”。他从个人主义、男子气概、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1】四个维度来表达民族文化。Gray(1988)基于Hofstede的框架发展了四种文化会计价值观，即:保密与透明、法定控制与专业、灵活性与一致性、乐观与保守。根据Gray(1988)的研究，个人主义与保密是负相关的(即个人主义与保密是负相关的)。而男子气概、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与保密均呈正相关(与披露负相关)。这些预测已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验证。
以往的研究都考察了文化影响和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Williams (1999), Hope (2003), Van der Laan Smith et el. (2005), Orij (2010), Romero and Fernandez-Feijoo(2013) and Ortas et al. (2015)研究了民族文化对自愿报告的影响，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或类似信息的自愿报告。然而，与我们的研究相比，这些以往的研究通常只考察了有限范围的文化变量，以上没有一个研究考察了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民族文化和制度因素(即公司治理机制)是相关的研究问题，存在一定的经验规律。然而，证据仍然有些不完整。以往的研究在考察民族文化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没有考虑制度因素。我们的研究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察，从而做出了贡献。
3. 假设提出
我们的研究基于两个广泛的理论视角。一是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决策和行动的许多方面，包括企业信息披露，更具体地说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第二种观点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影响公司沟通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更具体地说，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我们想研究制度因素对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影响。从理论角度看，DiMaggio和Powell(1983)确定了影响组织实践的调节/强制、认知/规范和模仿结构，包括信息披露。这些结构(称为同构)解释了公司间会计实践的相似性。调节/强制结构是指组织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压力，而认知/规范结构是文化上或道德上被接受的属性。事实上，Scott(2004)将这些称为文化认知元素，从而强调了文化对这一元素的影响。
同构(即强制、规范和模仿) 可以导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实践的相似性。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行业，而模仿同构可以解释相似在一个多国的背景，即在美国，文化认知因素可能不那么重要。公司所采用的治理机制(i.e., Haniffa and Cooke,2005; Eng and Mak, 2003)。Scott(2004)认为治理结构是调节性和规范性的结合。文化认知)元素。因此，文化在决定治理结构方面扮演着一个角色。
虽然有文化影响信息披露的假设，但之前的研究发现了混合的结果(see for example, Hanifa and Cooke, 2002; Orij, 2010)。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研究没有控制公司治理和国家所有权的影响，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控制公司治理和国家所有权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信息披露。
因此，我们评估样本中的四个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实践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提出以下假设:
H1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英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各不相同。
H1a民族文化影响着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英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董事会(Fuente et al.,2017)和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委员会(Eberhardt-Toth, 2017)的角色相关。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表明了公司对其环境声誉的关注(Neu et al.,1998)，企业更偏向自愿披露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信息 (Rankin et al.,2011)。Fuente等人(2017)发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透明度与董事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直接相关，与通过创建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而实现的职能专业化直接相关”。他们发现，独立董事并不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决策，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存在确保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高质量。
Eberhardt-Toth(2017)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委员会董事的特征扩展了先前的文献。2012年彭博世界指数(Bloomberg World Index)对177家公司的分析证实，一个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委员会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所有权对公司治理也有影响，这已被证明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其他信息的自愿披露程度。国有比例高的公司的董事使他们的决定与政府和社会的愿望一致(Naser et al.,2006; Amran and Devi,2008; Donnelly and Mulcahy, 2008)。国有企业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多于其他企业(Eng and Mak, 2003;Amran and Devi,2008; Wang et al.,2008a)。考虑到以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和数量。
我们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中文化变量与公司治理的相互作用来扩展讨论。例如，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即它可以是股东集中(如美国)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例如,挪威和丹麦)(Van der Laan Smith et al.,2005) 尽管在股东遭受重大损失后，国际(主要是西方)努力改善公司治理，但公司治理似乎也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即，它关注的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参见Scott, 2004)。同样，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可以集中在代理问题或资源供应上，每个重点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De Villiers et al.，2011);即。在美国，任命独立董事是一种以机构为中心的反应，而多样化的董事和更大的董事会将是一种资源供应反应。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和公司治理都受到文化方面的影响。公司治理也会影响透明度，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与国家层面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特别是，公司治理是否有助于克服企业自愿报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文化抵触?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涉及前两个问题的相互作用，即文化和治理(Neu et al.,1998;Orij, 2010;Rankin et al ., 2011)。这就引出了以下假设:
H3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文化相互作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
4. 研究设计
我们选择位于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公司，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社会和环境发展为代价的。王等，2008b;Liu et al.，2010)。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经起草并实施了多项环境标准。在印度，高速增长加上不受监管的市场结构导致了90年代初的几起重大股票市场丑闻。自那以来，中国积极发展了对公司治理相关事务的管辖权。发展包括公司治理的披露(Balasubramanian et al.，2010)。同样，在马来西亚，不负责任的当地和跨国公司在伐木和铝土矿开采等活动中的经营引起了公众的关注(Jonathan, 2016)。这促使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化、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在样本中加入了来自英国的公司，因为英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实践方面处于相对先进的发展阶段，能够与其他三个国家进行比较。
与所有国家文化维度的中位数相比，这四个国家属于不同的组别(见附录B)。在个人主义方面，英国和印度高于中值，因此，根据早期的研究，可以预测这些国家的企业将报告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英国、印度和中国的男子气概指数都高于中值，而马来西亚的男子气概指数则不高于中值(尽管在这个案例中，差异并不大)。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权力距离均高于中值，而英国则低于中值。最后，这四个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都很低，都低于中值。
我们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控制了规模和行业的影响，因为文献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see Halme and Huse, 1997; Milne and Patten, 2002; Yongvanich and Guthrie,2005; Deegan and Blomquist, 2006; Guthrie et al., 2008; Belal,2008)。该样本选自八个行业:材料、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交通运输;制造;汽车和部件;公用事业;酒精、烟草、赌场和赌博以及制药、生物技术和药品。选择这八个行业是因为它们都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可能很重要的敏感领域 (e.g.,Hackston and Milne,1996; Newson and Deegan,2002; Freedman and Jagg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493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