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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解释性研究
伊莎贝尔 加列戈-阿尔瓦雷斯和伊沃库斯托迪奥奎那-亚历山大
商务管理系，
萨拉曼卡大学，萨拉曼卡，西班牙
摘要
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分析不同国家的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
设计/方法/方式：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G3.1）对110家公司2014年度的样本，共79个指标进行了分析，其中9个对应于公司经济方面、40个环境方面和 30个社会方面。此外，建立依赖模型来观察哪些变量可能单独和整体上影响经济、社会和环境信息的披露。
研究结果：样本中的公司平均披露了6个经济指标，20个环境指标和27个社会指标。对于解释变量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杠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民法是最重要的变量，最影响公司关于自愿性披露社会责任问题的决策。
实践意义：披露更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信息可以为企业作为一种减少社会和政府压力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对于证实他们活动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影响：提升公司在社会中的企业形象是企业披露社会社会责任信息和互联网和在线工具成为知识快速增长时代的适当传播手段的原因之一。
独创性/价值：以前的研究是反映公司是否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而目前的研究将深入到对样本公司提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信息类别进行详细分析。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网上的信息，信息披露，GRI G3.1
论文类型：研究论文
1.介绍
在过去几年，公司在互联网上披露的信息有所增加，在研究人员中成为讨论越来越热，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很感兴趣的话题。而公司有义务按照所在过得法律规定披露特定类型的信息，但也存在自愿性披露的情况，特别是在经济、 社会和环境方面，也被成为社会责任元素。Cooper（2004）和坎贝尔（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活动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机制，如顾客、供应商、监管机构、员工、投资者和社区。
对社会责任的传播导致定位了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包含它理论定义同时关注哪些现有理论可以应用于这个主题。因此，我们的分析范围涵盖传统理论到社会经济理论试图确定一个最适合我们研究的理论。
同样地，过去的研究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研究是致力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对使用的指标或影响信息披露的变量的确定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来分析不同国家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使用的指标以及这些自愿性披露背后的解释因素。要做到这一点，文章以GRI设计的指标作为参考，更确切的是全球报告倡议G3.1.以此作为参考，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指标，其次，因为它们分别考虑了一个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而非常契合我们的研究目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规模是模型中最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资产负债率只影响经济信息的披露，盈利能力对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没有影响，同时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所属法系对披露环境信息会产生影响。另外，需要强调的是T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是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在知识大爆炸时代，互联网和在线工具是适当的传播手段。
这篇文章对现有现有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一下方面：第一、它采用的是一套国际公认的社会责任指标，即GRI发布的G3.1中使用的指标；第二、它分析了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企业的情况，同时它研究的内容除了企业性质外还包含了前人研究很少测试的变量，如披露动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法系；第三、它对样本公司所使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进行深入个性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其他的研究报告则不能做到那么详细和全面（例如Gamerschlag et al.(2011) 建立的指数只包含8个环境指标和24个社会指标）；第四、它讲不同国家的情况考虑在内而不是仅考虑特定国家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如Tagesson et al.(2009)或Gamerschlag et al.(2011)的研究分别只考虑了瑞典和德国。
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在此介绍后，第二节回顾了相关的理论并推导要进行测试的假设；第三节提出了研究方法并进行样本描述，指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如何确定和变量和模型的提出；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在第四节进行，第五节给出了结论。
2.分析框架和假设
近几年，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兴趣，也包括社会责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马克赫伯特和冯尚茨（2007）认为，公司在这方面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积极地将这些方面的业务与企业运营融为一体。此外，不同的研究都试图反映企业如何与它们的利益相关者沟通这种类型的自愿信息。浩和泰勒（2007）研究了他们所谓的三重底线的50家美国和日本公司；继续在美国背景下，Holder Webb等人（2009）运用内容分析技术对50家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Reverte（2009)研究了西班牙企业，重点分析特定的公司性质和媒体曝光是否能够成为西班牙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的决定因素； Tamoi等人（2007）试图发现马来西亚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水平、发展趋势和它们与企业性质之间的关系；Tagesson等人（2009）解释了瑞典上市公司在公司网站上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的程度和内容，Gamerschlag等人（2011）分析了德国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决定因素。
简而言之，由于利益相关者对于作为强制性经济财务信息补充的自愿性披露信息有更大的兴趣导致近几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全球范围内大大增加（El Ghoul等人（2011））。这种增长在未来几年还会加剧，因为欧盟将社会责任作为2020年的战略，考虑到它所带来的价值观，预计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社会，并导致更可持续的经济（欧洲委员会，2011）。
关于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理论，许多不同的理论尝试已经作出解释为什么企业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责任的主要推动者们已经找到了理论支撑，这些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有动机或应该积极主动地披露这类信息。
代理理论认为，不同的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资产方面的总投资和债务水平，与高层次的自愿披露呈正相关。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些变量来解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也表明当披露收益大于披露成本是企业会只披露这类信息。
除了代理理论，社会政治理论也被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关。社会政治理论中的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文献背景中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原因时最经常被讨论到的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其管理理论中包含了道德甚至哲学价值，这导致企业的活动寻求一定的社会合法性。这一理论拓宽了对企业做什么感兴趣群体的概念，包括公共部门、政党、工会、非政府组织、员工、客户、供应商、投资者和专业协会 (Malik,2015)：简言之，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史密斯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来自有利益相关者的导向国家的企业相比利益相关者导向较弱和所有者导向的国家会发布更多高质量的环境和社会报告。
关于合法性理论中，许多研究者认为它可以解释公司披露的社会和环境信息 （迪根，2002年）。一家公司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披露其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作为一种机制或武器减少社会和政府的压力。其目的是提高公司的形象和公众对它的看法。
两种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区别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概念的广度。而合法理论认为这些信息必须面向社会大众，利益相关者理论接受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他们对企业如何最好运行的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对企业的活动的影响能力也是不同的。
关于社会政治理论另一种理论是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在影响它们行为并对其有一定期望的制度环境中运行的经济单位（Campbell, 2007）。这种关系使得所在国家制度环境相似的企业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个过程被Dimaggio 和Powell称为同形（1983）。在制度理论的三种具体类型中，强制和规范同形式最适合本次研究的，正如Campbell (2007)指出的那样，那些在有较强强制性和规范压力制度背景下，即有一个重要且发达法律制度导向的利益相关者保护，运行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负责的行动并披露它们的行为。
根据La Porta 等人（1998）提出的法律体系分类，不同的研究学者（如， Kolk和Perego，2008；Gaine，2010；Wilson等人 , 2012; Garciacute;a-Saacute;nchez等人,2013）通过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不同国家的运用分析了法律体系。Kolk和Perego (2008)观察到，来自大陆法系国家境内注册的国家更有可能发布社会责任或是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一个范围更宽的多理论框架（Cormier等人，2005）来解释来解释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不同的因素对其影响，这些因素有在之前的理论中已经被认定为潜在影响因素的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也包括一些很少被提及的因素，如：创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大陆法系。此外，一个控制变量被用来测量行业成员的影响。
企业规模
现有的信息披露文献一般认为，企业规模是解释披露差异性和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的因素。大型企业的更大的融资需求就意味着它们投资者和贷款人对信息的需求更大，为了对企业各方面信息有更好的把握，自愿性披露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大公司也面临着生成信息成本较少和与披露有关的竞争劣势的存在。
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与大型企业的复杂性和需要向对企业发展感兴趣的代理商提供额外信息有关。这种复杂性需要企业有一个高效的内部管理系统并且只有大型企业有成熟的管理系统来进行大规模的信息披露。
从实证分析的视角，许多研究已经发现企业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arako等人(2006)和Niehm等人(2008)发现该公司的规模越大，其所披露的有关环境方面的信息就越多。相反的，Hossain和Reaz(2007)发现公司规模没有影响披露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水平。
考虑到不同的国家，Watson等人(2002)提出了大公司公布更多信息的原因。他们认为，最大的公司的管理者更有可能意识到更好的披露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而较小的公司更可能认为，一个完整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竞争地位。Knox等人（2006）认为大公司对社会有更明显的影响，因此一般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影响他们。
Fassin(2008)猜测越大公司的规模有越大的倾向采取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因为较大的组织受到更密切的关注并受到更多公众审查和更加强大的社会压力。同样地，Spence（2007），Niehm等人（2008）和Reverte（2009）认为企业规模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
由于大部分关于这一主题的调查研究都认为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下为可行的假设：
Ｈ１：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资产负债率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成本与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债务水平的增加有关（Jensen和Meckling,1976）。这样，经理人被鼓励将不良财富转移给债权人，债务越多这种刺激越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债权人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减少对公司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并帮助预测其未来的现金流量和支付能力。同时，当企业增加其自身资源中债务所占的比例时，它同样应提高其披露水平来向债权人保证能够偿还债务。
自愿披露的许多研究发现，企业自愿披露的债务和信息之间有正相关关系（xiao等人，2004）；但是其他研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显著关系（Gul和Leung，2004）。关于环境披露，Clarkson等人（2008）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信息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关系，而Taylor（2007）认为，企业有越高的杠杆作用将增加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发布的数量。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只发现一个统计上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一个经济信息披露相关的模型。
与以前的观点，下面的工作假设是假定：
H2：企业的杠杆率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盈利能力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看，当公司盈利能力很高的时候，管理者希望向公司的股东传达详细的消息以获得或保持良好的形象，确保其在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地位，包括自己的薪酬水平，施加使其进步的能力。然而，当盈利能力低下时，他们更倾向于隐瞒信息并减少披露，为了弥补亏损或利润下降。
以往的研究还没有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具体来说，Reverte（2009）和Clarkson等人2008）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西班牙和美国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关。相比之下，Liu 和Anbumozhi （2009）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关系，而且它是一个正向关系。belkaoui和karpik（1989）也发现了这种正向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是出于这种事实：如果管理者知道如何让公司盈利，那么他们肯定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很好的认识和理解，这必然导致新的社会和环境关系。可是，其他的研究，如：McWilliams 和Siegel (2000)发现这两者是一个负相关或没有明显的关系。
考虑到上述理论争辩，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创新
有些作者试图评估一个公司的创新策略对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长度的影响（Bansal，2005）。他们指出，公司必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应用于产品、 过程和实践的做法需要改变所用的技术，这意味着公司承担研究和开发 （研发） 费用。
Barbieri等人（2010）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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