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债务积累与美国大衰退：比较视角
原文作者 Yun K. Kim 单位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摘要：大衰退为后凯恩斯主义和主流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智力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调查了一些关于家庭债务积累和美国大衰退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以及阿蒂夫·米安和阿米尔·苏菲的研究，这可能是最有影响力和经验导向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我们确定和区分他们的政策观点，并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通过综合审视后凯恩斯主义和米安以及苏菲的观点，本文强调，尽管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但仔细研究会发现有价值的互补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债务积累和美国的大衰退。
关键词：家庭债务；大衰退；相对收入假说；不平等；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
1.引言
美国经济经历了家庭债务的显著上升，导致了大衰退。例如，家庭债务占GDP所占的比例从1975年的约45%增加到2006年的近100%。家庭债务的上升被认为是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危机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一重大的经济事件给后凯恩斯主义和主流经济学家带来了重大的智力挑战。[1]这一挑战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尤其出乎意料，因为许多人认为，经济波动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例如，罗伯特·卢卡斯在他2003年美国经济协会总统演讲中说，“最初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成功了：它预防抑郁症的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实际上，事实上已经解决了几十年”(Lucas2003：1)。商业周期的主流标准动态随机一般平衡(DSGE)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部门，特别是家庭层面的金融因素，即使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Mian和Sufi2010b：78)。[2]
相比之下，Atif·米安和阿米尔·苏菲自2009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被认为是关于美国家庭债务上升和大衰退问题的研讨会实证研究（格特勒和吉尔克里斯特2018：6）。在本文中，我们比较和对比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后凯恩斯主义的关于家庭债务的上升和大衰退的研究。
我们并不是说米安和苏菲的研究和他们的观点是主流的。理解大衰退的观点是相互竞争的。例如，由伯南克和格特勒（1989年）开创的金融加速器方法，已从最初强调非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约束扩展到家庭或银行资产负债表约束（贾斯蒂尼亚诺、普里米切里和坦巴洛蒂2010；格里里和洛伦佐尼2017；他和克里什那穆蒂2013年；布伦纳梅尔和桑尼科夫2014年)。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竞争反对棉的观点和苏菲，因为它强调金融体系的中断信贷中介危机的主要来源，并认为大衰退将温和没有困境的金融体系经历（格特勒和吉尔克里斯特2018：26）。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DSGE模型的扩展，以纳入货币和银行系统，因此成为罗杰斯(2018a，2018a)批评的主题。
我们关注Mian和苏菲的工作，因为它是经验的，不依赖DSGE模型。他们采用了一种开创性的方法，利用详细的微观数据来回答宏观问题，这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作品中是相对不足的探索。他们调查的主要焦点是家庭债务，我们认为这是危机的核心。
在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中，我们涵盖了海曼·明斯基的思想以及一些明斯基人的作品，他们扩展了明斯基的早期思想。我们还涵盖了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行为，强调了詹姆斯·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1949）和收入分布维度，以了解美国家庭债务的上升。我们研究了他们对大衰退前导致家庭债务积累的原因以及什么应该是应对大衰退的适当政策反应的看法。由于空间的限制，我们对后凯恩斯主义观点的调查是部分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这些观点，因为它们提供了制度和历史的图片，我们相信，它们是后凯恩斯主义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并非没有争议，我们在第二节的最后指出了一些分歧，在那里我们讨论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这篇论文表明，尽管米安、苏菲派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源于理论背景的差异，但他们的观点也是重叠的。事实上，米安和苏菲的一些实证结果为后凯恩斯主义思想提供了肯定的证据。通过将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与米安和苏菲派的实证研究编织在一起，我们的论文还强调了后凯恩斯主义对大衰退的中心经济问题的理解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我们的论文的组织方式如下。第二节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讨论了明斯基的思想和一些重要的明斯基扩展。最后还讨论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相对收入假说和消费行为。第三节调查了米安派和苏菲派对大衰退前家庭债务上升的研究。第4节讨论了根据两种观点应对大衰退的正确政策措施。第5节强调了他们观点的共同点和差异，而第6节提供了总结意见。
2.后凯恩斯主义观点
后凯恩斯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现实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一体化，以及金融部门产生的不稳定的可能性(Minsky，1982,1986年)。通过利用和扩展他们现有的框架，他们对美国家庭债务的上升和大衰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本节中，明斯基的想法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遵循了一些重要的明斯基扩展，并讨论了强调收入不平等、消费和相对收入假说。
2.1.海曼明斯基的观点
造成金融不稳定的过程是任何去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Minsky1982：第七章）海曼·明斯基和他的财务不稳定假说(FIH)与公司债务有关。因此，如果认为明斯基的FIH本身就很好地描述了家庭债务积累和大衰退，那将一种误导。例如，请参见Variato（2015），以了解关于大衰退是否应该被视为明斯基时刻的辩论。然而，明斯基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框架，以扩展和应用于理解家庭债务的上升及其对大衰退的影响。Variato（2015：31-32）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如果人们想调查的问题是，次贷危机是否像明斯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描述的那样，通过具体的例子，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另一个问题是：FIH是否可以用来理解和/或预测内源性金融不稳定的过程，以及次贷危机，即使没有明确引用，一个与这个框架一致的事件，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明斯基的原创作品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是本文献最重要的起点，向各个方向延伸。正如本节开头的引用所示，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体系。明斯基强调了对冲、投机和庞氏缸融资部门的现金流特征。正如明斯基最初强调的那样，公司等经济实体将经历这些融资阶段。随着一个经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稳定时期，经济实体采取了更高风险的金融头寸，因为稳定的经济状况极大地奖励了他们的冒险行为，因此他们变得更加财务脆弱。换句话说，他们从对冲单位最健康的财务状况中获取投机和庞氏融资部门的头寸。[3]因此，经济变得财政脆弱，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稳定滋生不稳定”，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固有特征。
对明斯基来说，政府的干预，如财政扩张和货币当局注入流动性，是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必要条件。通过财政扩张和赤字支出，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直接的利润来源。[4]或许更重要的是，央行需要充当银行/金融部门的“最后贷款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允许公司展期现有债务，并仍为其运营获得必要的融资。在这方面，Minsky可以看作代表银行贷款的观点，在第5.2节中讨论：
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充当最后的贷款人，因此限制繁荣时期创新导致的不稳定导致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央行迅速采取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和迅速采取财政政策行动增加社区流动性，将把危机对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可以避免深度凹陷。因此，央行的职能不是稳定经济，而是充当最后的贷款人。（Minsky1982：176）
Minsky（2008）是他在1987年非正式准备的笔记的再版。在这篇论文中，明斯基将他对金融演变的分析扩展到考虑证券化，并预言超前了他的时代。在这篇文章中，明斯基认为，证券化是全球化和1979年货币主义的自然结果，而货币主义试图通过收缩货币增长来遏制通货膨胀。Minsky(1996b)是最后一篇展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本质不断演变的观点的文章。明斯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了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阶段。[5]然而，对这一阶段的详细阐述和描述留给了其他明斯基学者，如下所述。[6]
2.2.明斯基语扩展
兰德尔·雷在一系列论文中扩展了基金经理资本主义的概念。这是明斯基的一条思路，它建立在鲁道夫·希尔弗丁、索尔斯坦·维布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Wray2011b：1)。根据雷的分析，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有坚实的金融监管框架，较低的私人债务，庞大的政府支出和足够的工资收入，让工人维持足够的消费水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工会和工人开始失去集体谈判能力，导致实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始加剧；政府公共支出开始放缓；涓滴经济得到推广，强调更富有的反叛家庭的储蓄。Wray（2009）通过采用加尔布雷斯（2008）关于捕食者状态的概念来解释这一变化。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由新保守主义者领导的大政府为了基金经理的利益行事，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已经将美国经济转变为货币经理资本主义的阶段。通过监管和政策的改变，美国经济经历了权力向金融部门和管理部门的转变。继泰莫因（2010：103-04）之后，雷（2009：815）强调的一些监管变化是：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消除新政功能隔离；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将新的金融工具排除在监管之外；以及2000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修正案，该法案允许养老基金购买投资级结构性证券。
正如Minsky（2008）所指出的，最近的证券化形式也起源于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对1979年保罗·沃尔克货币主义统治下的加息的回应。由于高利率环境，银行的融资能力受到了损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办法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此外，随着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消失，技术和通信创新增加了信贷获取渠道，美国消费者放松了对借贷消费的态度。尽管政府支出和工资收入增长乏力，但由债务驱动的家庭消费的增长却带来了所谓的“大缓和”，为基金管理资本主义的关键阶段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稳定就滋生了不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衰退问题的真正来源不是家庭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或证券化水平，而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次是资金管理资本主义的特征）总是倾向于一个财务不稳定的状态。
总之，根据雷的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了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本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看到了证券化等金融实践的兴起。随着财政紧缩、经常账户赤字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债务融资的私人支出变得普遍。因此，2007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结果，即货币马槽资本主义，而不是一场偶然的债务危机。家庭债务不可持续的增长和大衰退是雷(2011a：6)称之为“明斯基半个世纪”的长期转型的结果。
这种长波的观点最近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帕利（2011）从长波的角度更明确地阐述了明斯基的观点，以理解家庭债务的上升和大衰退。在解释金融不稳定假说时，他区分了短周期和超级周期。帕利将明斯基的融资分类法（对冲、投机和庞氏危机）与短期周期联系起来，即经济在每个商业周期中经历得更频繁，他称之为明斯基的基本周期。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是一个超级周期的一部分，这个超级周期通过几个商业周期与更基本的结构性变化有关。这些基本的结构性变化包括金融部门的各种形式的监管放松和越来越多的冒险行为。每一场危机的特定方面都是历史特有的——比如在大衰退和之前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但问题的真正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本身，其“成功滋生过度繁殖失败”(Palley2011：32)的特征。
Dymski（2010）提供了另一种分析，扩展和修改了明斯基对当前背景的想法。戴姆斯基强调，证券化和向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发放的贷款，是家庭债务积累和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根据他的分析，美国银行体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储蓄贷款危机和放松管制后开始的巨大变化：“80年代的贷款危机和放松管制带来了变化：结束了地理和产品线的限制；银行倒闭和跨州的银行合并；储蓄行业的毁灭。美国的抵押贷款融资体系被彻底重塑：贷款人发放贷款来出售它们，从而也减轻了金融风险”(Dymski2010：245)。上世纪80年代以前，抵押贷款曾由贷款银行持有，后来变成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然后被出售到二级市场。此外，“证券化的开始为针对社会排斥或弱势群体进行金融剥削打开了大门。”那些以前被拒绝的抵押贷款贷款现在获得了高成本、高风险的贷款”(Dymski2010：25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证券化的普及，金融系统将贷款、掠夺性和次级贷款扩展到以前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
Dymski认为，由于通过证券化融资的发起和分配模式，银行并不是杠杆率最高的单位：“这些银行都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贷款人。他们发放的贷款被出售到市场上：它们产生了金融风险，但并不承担它们”(Dymski2010：252)。Household Debt Accumulation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irst Published November 4, 2019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1177/0486613419868031
Article Information
Volume: 52 issue: 1,ensp;page(s): 26-49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4, 2019; Issue published: March 1, 2020
Received: February 06, 2018; Accepted: July 12, 2019
Abstract
The Great Recession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challenge to both post-Keynesian and mainstream economists. In this article we survey some post-Keynesian views on household debt accumulation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Atif Mian and Amir Sufirsquo;s studies,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empirically-oriented studie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We identify and distinguish their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highlight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y examining both post-Keynesian and Mian and Sufirsquo;s views together,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 careful examination reveals valuable complementarity which yiel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usehold debt accumulation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EL classification: E21, E32, E52, E62
Keywords
household debt, Great Recession, 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inequality, securitization, subprime mortgage
1. Introduction
The US economy experienced a very significant rise in household debt leading up to the Great Recession. Household debt as a share of GDP, for example, increased from about 45 percent in 1975 to nearly 100 percent in 2006. This rise of household debt has been cit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crisi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that started in 2007. Naturally, this major economic event ha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challenge to both post-Keynesian and mainstream economists.1 This challenge was particularly unexpected by mainstream economists as many believed that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had been largely solved. For example, Robert Lucas stated in his 2003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macroeconomics in this original sense has succeeded: its central problem of depression prevention has been solved,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and has in fact been solved for many decades” (Lucas 2003: 1). Mainstream standar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have largely ignored financial sectors, particularly financial factors at the household level, even after the 2007 Financial Crisis (Mian and Sufi 2010b: 78).2
By contrast, Atif Mian and Amir Sufi have produced a series of papers since 2009,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be seminar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the rise of household deb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Gertler and Gilchrist 2018: 6).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and contrast some of the influential post-Keynesian research on the rise of household debt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to that of Mian and Sufi.
We do not imply that Mian and Sufirsquo;s studies and their views are the only ones from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There are competing views to understand the Great Recession. For example,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pproach, pioneered by Bernanke and Gertler (1989), has been extended from its initial emphasis on nonfinancial firmsrsquo; balance sheet constraints to householdsrsquo; or banksrsquo; balance sheet constraints (Justiniano, Primiceri, and Tambalotti 2010; Guerrieri and Lorenzoni 2017; He and Krishnamurthy 2013; Brunnermeier and Sannikov 2014).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s a competing argument against the views of Mian and Sufi, as it emphasizes the disrup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or credit intermediation as a main source of the crisis, and argues that the Great Recession would be far milder without the distress the financial system experienced (Gertler and Gilchrist 2018: 26). Their works focus largely on the extension of DSGE models to incorporate money and banking systems, and hence are the subject of the criticism by Rogers (2018a, 2018a).
We focus on Mian and Sufirsquo;s work as it is empirical without reliance on the DSGE models. They adopt a pioneering approach to ut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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