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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审计与商誉减值
Silvia Ferramosca1 bull; Giulio Greco1 bull; Marco Allegrini1
摘要：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显著的外部审计特征（规模、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任期）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报告中的商誉减值。基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42号，以一组美国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限制低估的减值而不是高估的减值；而且审计师要求低估减值的公司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本文中的发现与审计师偏好更为保守的商誉和收益价值观一致，这些价值观可以减少审计师的诉讼和声誉成本。这种偏好可能会与管理层的利益汇聚在一起，通过对商誉进行不必要的高估减值，达到盈利管理的目的（即平滑收入或洗大澡）。本文的研究不支持非审计费用和任期影响商誉减值的假设。 此文完善了先前关于外部审计的研究，也能够为财务会计提供新的选择。我们的研究表明，宽松审计下的公允价值估值可能会削弱审计或者财务报告作为外部控制机制的作用。此研究可以为当前围绕商誉的会计政策提供新思路。
关键字：商誉减值、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42号、公允价值、外部审计
一、概述：
本文研究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42号下，显著的外部审计特征（规模、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任期）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42号中，取消了对于商誉的系统摊销，将其变更为每年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先前的文献表明，管理者将未来的商誉减值转移到当前期间，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红利补偿的可能性（Riedel,2004），或者低估减值以防止向市场发出负面信号（Ramanna和Watts,2012）。此前的研究还表明，审计人员对未来声誉和诉讼成本的担忧促使他们倾向于更保守（或减少收入）的会计选择，并更密切地监控增加收入的会计选择（Defond等2012，Kim等2003）。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探讨了审计师规模、审计收费、非审计收费和审计师任期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报告中的商誉减值。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进行这种研究方向的论文。
考虑到会计规则允许的酌处权，审计师在审查商誉减值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与减值测试有关的审计缺陷表示重视，并呼吁对管理人员和审计人员的行为进行更多的研究（Bratten等，2013）。同样，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商誉减值的主观性过度，并就重新引入强制商誉摊销发起了公开商讨会（EFRAG，2014）。
近来，一些会计学者认为商誉减值的模糊性，使得减值的估计无法事后核实也难以审计（Ramanna和Watts,2012）。审计从业人员意识到了这些困难。然而，他们对公允价值估计值的可审计性抱有信心，并认为可以制定彻底的审计程序以确保商誉减值是合理的，并与公司的基本经济状况保持一致。美国关于审计准则第101号的声明概述了审计师在公允价值计量方面的任务。此外，外聘审计师使用几个指南来审查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例如，AICPA 2013；普华永道2013）。美国会计师协会还发布了一份支持审计员审计公允价值计量的非权威性指南，包括题为“审计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工具书，可在美国会计师协会网站（AICPA 2002）查阅。本指南提供了应用SFAS 142的说明性审计程序，并概述了几项任务。
这些任务包括:评估管理层进行适当估值的能力、评估商誉会计政策是否符合行业趋势和以往的商誉估计值，以及确定报告单位的资产和负债的确定和分配是否适当（AICPA，2002，第67-76页）。通过执行这些任务，“审计师将了解公允价值计量的假设和方法，并评估其合理性。他们也将测试用于分析的数据”（AICPA，2002，第105页）。
在本文中，我们以2003-2007年间的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我们将商誉减值划分为一个预期部分，给定一组经济决定因素，以及一个意想不到的自由裁量部分。 正的自由裁量部分表示商誉减值过高，而负的自由裁量部分表示商誉减值过低。然后我们回溯商誉减值的少报和多报情况下的审计师的特征。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倾向于限制更多低估的减值而不是高估的减值。低估减值更有可能导致未来出现较晚的大额减值，这可能会引发诉讼并威胁到审计师的声誉。大型审计机构更倾向于保守的商誉估值和收益价值估值，这会降低它们的声誉和诉讼成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总体而言，审计师向被高估减值的客户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因为这些审计师认为这样风险较小。我们没有发现审计师任期和非审计费用影响商誉减值的证据。
本文可以为审计人员特征和财务会计选择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我们将展示：审计师偏好更为保守的商誉减值会计准则，是如何与管理者利用不必要的高估减值作为盈余管理工具（例如，平滑收入或洗大澡）的偏好相一致的。先前关于商誉减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者通过高估或低估减值损失的收益效应来管理收益的动机，而本文则将重点转移到审计人员默许客户商誉估值的动机上（Francis等，1996；Riedl，2004；Beatty和Weber，2006；Godfrey和Koh，2009；Ramanna和Watts，2012；Greco等，2015）。我们的研究表明：高度自由裁量的公允价值估计，如SFAS142商誉减值，不仅难以审计，而且可以为审计师提供宽松的审计提供激励。这种情况削弱了外部审计（或者财务报告）作为外部控制机制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与目前审计保守主义的研究有关（DE Fond等，2012; Lee等，2006；Kim等，2003；Becker等，1998；Basu，1997）。这些关键的发现证实了先前关于大型审计事务所不对称偏好的研究，这些研究更有效地抑制收入增加的收益管理政策（Francis和Wang，2008；Chung 等，2003；Basu等，2001）。需要补充的是：审计事务所对保守估计的这种不对称偏好是复杂的，其取决于多种激励因素，不仅包括审计师规模，还包括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表明审计师的任期会导致过高或低估商誉减值的证据。
因此，与现有的应用正向和负向的意外收益（Basu等，2001）、或者是应计收益（Cano-Rodrıguez，2010）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反，我们在信息不对称和可验证性加强的商誉减值背景下来验证审计师保守主义的作用（Watts，2003）。Basu（1997）认为，与其他应计项目相比，包含减值的应计项目更有可能反映保守主义。最近的一系列文献还表明，商誉减值制度提高了审计事务所在与管理层共同编制财务报告方面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审计事务所更有可能采取咨询立场，这反过来加强了它对保守估计的可能影响（Bepari和Mollik，2015；Jones和Higgins，2006；Brown 和Tarca，2005）。
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保守性上，而我们也检验了审计师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倾向于非保守估计的假设。审计师任期和非审计收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特征可能导致审计师具有更高的专业知识和公司专业知识，从而减少对保守结果的不对称偏见。然而，我们未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意味着审计师收入偏好的减少占优势，进一步印证了以往关于审计师保守主义的研究。我们的研究通过提供表明审计师的保守偏好与高度自由裁量的公允价值评估，如商誉减值的额外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Ramanna和Watts，2012）。
本文研究有实践意义。我们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最近关于使用固有的主观公允价值估计值以及关于审计对这些估计值的有效性的关注。我们的研究可能为最近有关商誉会计和重新引入强制商誉摊销的讨论提供论据（EFRAG，2014）。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有关利用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工具的文献；第三部分提出假设；第四部分进行检验假设；第五部分讨论了实证结果。结论在第六部分中提出。
二、将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工具
以往的文献表明，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促使经理人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而使用减值。管理层出于与机构有关的原因，如对薪酬的关注和向金融市场发出的信号，利用会计规则允许的酌处权，将未来的减值转入当期（Greco等，2015；Ramanna和Watts，2012；Riedl，2004）。一些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管理者利用减值来报告巨额亏损或者“大浴缸”（Riedl，2004）。通过这样做，管理层达到了以下目的：（1）“节省”未来时期的减值；（2）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基于收益的红利和支付的概率（Godfrey,2006）；（3）向外界发出信号，表明“糟糕时期”已经过去，更好的时期即将到来（Riedl,2004）。其他学者发现，管理者使用不必要的减值来平滑公司的收入（Abu-Ghazaleh等，2011；Guler，2006）。
因此，经理人可以缓和整体净收入波动，同时将利润保持在基于收益的红利计划的规定之上（Guler,2006）。一些研究表明，即将上任的首席执行官们在上任的第一年就进行了大量不必要的减值，以改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财务业绩的看法，并利用这个机会将减值的责任归咎于前任管理者（Masters-Stout等，2008；Zang，2008）。无论管理目标如何，过高估计的商誉减值会导致收入减少、低估商誉价值以及为未来公司盈利前景蒙上阴影。
经理人可能会低估减值（甚至避免减值），以保护他们基于收益的红利补偿报酬、自己的股票价值或声誉（Ramanna和Watts，2012）。Brochet和Welch（2011）发现，具有更多收购经验的董事，在涉及自身商誉减值决策时，对代理冲突更为敏感，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面临更高的声誉成本。Ramanna和Watts（2012）发现，平均而言，在CEO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的公司，商誉减值更低。管理层持股加强了避免或低估商誉减值的动机。所有者-经理们担心商誉减值会直接影响股价，从而影响他们自己的财富（Greco等，2014；Ramanna，2008；Beatty和Weber，2006）。随着所有权水平的提高，所有者-经理人作为董事的任期有可能更长，并且更有可能对产生受损商誉的最初收购决定负责。由于减值表明收购价格过高，声誉成本可能会加入对私人财富的关心，从而导致低估减值（Drsquo;Onza等，2014；Ramanna和Watts，2012；Beatty和Weber，2006）。低估商誉减值会导致对收入控制增加，商誉价值被夸大，为未来公司盈利前景蒙上阴影。
在本文中，我们将商誉减值分为可酌情决定的部分和非可酌情决定的部分。 自由裁量部分反映管理层的主观冲销；非可自由裁量部分反映了一系列经济因素（如公司业绩、成长机会和行业趋势）下的预期减值额。正的自由裁量部分表示商誉减值过高，而负的自由裁量部分表示商誉减值过低。
三、审计师特征和商誉减值
审计师阻止盈余管理行为的功能，源于他们能够识别重大错误，并弄清任何复杂的伪造财务报告（Deangelo，1981）。总体而言，我们的预测是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更好地限制使用可自由支配的商誉减值。然而，在文献中，审计质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这个概念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审计质量的高低。由专家和专业审计员执行的高质量审计原则和程序可确保对财务报告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发表独立意见。审计质量，首先来自审核员的各项要素，其中包括：客观性、独立性、能力和经验。然而，无论是文献还是专业领域，对这些特征的描述都没有达成共识。此外，个人特征不足以获得质量审计（Knechel等，2013）。质量审计还受到审计过程特征的影响，换句话说，受到审计人员（Loacute;pez和Peters，2012；Caramanis和Lennox，2008；Orsquo;Donnell和Schultz，2003）以及审计激励措施的影响，如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审计任期（Hribar等，2014；Carey 和Simnett,2006）。Francis（2011）认为，审计质量同时受到六个分析要素的影响：审计投入、审计过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和审计市场、机构、审计结果的经济后果。基于这种全面的理解，Knechel等人（2013）提出了一个“平衡计分卡”来看待影响审计质量的不同方面。与审计质量研究相联系的主要问题是审计质量不能直接衡量。因此，审计质量既不能用“执行”来衡量，也不能用“内部”来衡量。只有在出现问题后甚至是事后，我们才能够判断审计质量低下，这种判断很可能是基于“非质量”或审计质量代理的间接指标。
本文使用四种不同的审计质量指标来提出假设，分别是：审计师规模、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和审计师任期。我们假设，这些指标直接影响审计师的能力和对审计风险的认识，导致对酌情使用商誉减值的不同行为。在实践中，审计师可以参与损害财务报告质量以维护与客户的和谐关系或减少与第三方诉讼的风险（Stolowy和Breton，2004；Revsine，1991）。
大型审计事务所往往被认为是有效审计的保证，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培训和创造行业专门知识（Francis和Krishnan，1999）。大型审计事务所有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因为它们需要维护良好的声誉。其诉讼成本也高于小型审计机构。在错误意见或未能发现违规的情况下，如果被起诉，大型审计机构的品牌声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诉讼费用也会很高（Becker等，1998；Deangelo，1981；Francis和Krishnan，1999）。此外，由于大型审计事务所收入较高，使其更具吸引力，因此更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法律诉讼（Khurana和Raman，2004；Lennox,1999；St.Pierre和Anderson,1984）。一些研究发现，接受大型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比接受小型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有更低的可操纵应计利润（Defond和Subramanyam,1998；Ding和Jia，2012；Kim等，2003）。其他研究发现，涉及欺诈的公司较少使用大型审计公司（Farber，2005），大型审计公司客户的收益反应系数（ERC）高于小型审计公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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