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原文共 19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来自非洲新兴市场的证据
Sabur Mollah
School of Business, Stockholm University, Stockholm, Sweden
Omar Al Farooque
Schoo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Armidale, Australia, and
Wares Karim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aint Maryrsquo;s College of California, Moraga, California, USA
摘要
目的：尽管世界各地有大量的公司治理文献，博茨瓦纳的企业部门仍然缺乏相关理论。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确定公司治理在博茨瓦纳等非洲新兴市场上市公司业绩行为中的作用。
设计/方法：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在2000-2007年期间应用于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确定公司治理在新兴市场上市公司业绩行为中的作用。
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公司治理行为在所使用的替代绩效度量中具有明显的性质，特别是在会计/混合和基于市场的衡量方法之间。
现实意义：这种多样化的调查结果为决策者提供了见解，使他们能够就公司治理和股票市场发展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其效率。
原创性/价值：本研究的方法与其他现有文献不同，因为除了其他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定的可预测变量之外，它还将所有类型的股权集中在一起。
关键词：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财务业绩、新兴市场、博茨瓦纳、绩效管理
论文类型：研究论文
1、介绍
公司治理的宗旨及其在外部和内部机制中的强化形式是为了保护股东以及利益相关方，只要有适当的机构和市场导向的支持。2000年初，世界各地的公司破产、丑闻、失败和股票市场崩盘的情况并非如此，这导致了公司文化的失调。在巨大的影响之后，从业者，投资者，监管者和研究人员沉默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陷入困境的企业界向所有相关方发出信号，要求对公司治理进行审查。此外，最近的信贷紧缩已经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无论他们身处世界各地。它通过指出在过去50年中，公司所有权，公司董事会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和功能已经发生无法辨认的变化，从而加剧了对良好公司治理结构需求的争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公司治理是否充分分散(即公司的控制权没有集中在管理层手中)或分配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以便对管理进行适当的监督和控制。换言之，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公司治理，使公司治理保持公正、高效和目标一致。因为，有证据表明，按低效公司治理的公司向股东提供的回报远远低于以有效公司治理为特征的公司。（Von Nandelstadh、Rosenberg，2003）。
大多数研究假设，股权的管理所有权是管理层控制的代表，因此在决定公司绩效时被作为唯一的解释因素，而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公司其余股份的所有权模式。这意味着考虑了管理层持股的集中度，但所有权所赋予的控制权程度却不考虑。关于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或公司治理与绩效的关系的研究有很多。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市场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确定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但在非洲却做得很少；因此，对非洲新兴市场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得到了充分的承认(WAI、Patrick，1973)。
然而，博茨瓦纳市场是非洲最有希望的新兴股票市场之一。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BSE)是南部非洲证券交易所(南共体)中第三大证券交易所。在博茨瓦纳，工业化的速度在过去一直受到诸如过度依赖进口和缺乏当地企业家等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许多南部非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私有化热潮和股票市场的成功，博茨瓦纳为有效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工业融资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基础。关于博茨瓦纳证券市场，专家进行了一些研究(Charles、Keith，1999年；Swami、Matome，2001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BSE的市场结构上。重要的是，博茨瓦纳市场主要是在19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资本市场研究中被认为是绿色领域，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地区。尽管如此，对博茨瓦纳市场上围绕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和公司业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公认的研究；因此，现有的证据在确定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方面落后。
本文考察了不同公司的股权结构(即不同的所有权模式/类型)的差异是否能解释它们在博茨瓦纳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各自的业绩差异。博茨瓦纳的董事会特征变量也同时进行了测试，以观察它们是否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具体来说，我们试图解决以下一些有趣的问题：所有权重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哪一种所有权类型在最大化企业价值方面比其他类型更有效？在新兴经济体的背景下，所有权是否是控制代理成本的另一种方法？在这一探索中，我们研究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变量和公司绩效度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公司所有权的多元化是否能改善公司的财务业绩，以及其他现有的公司治理变量，这些变量确保投资的有效分配、风险分担、财务披露的改善和透明度的提高等。我们的工作与以前的研究不同，主要体现在同时发现这三个公司问题之间的关系。由于博茨瓦纳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本研究的实证证据肯定有助于现有文献揭示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进行了广泛的文献综述。第三节主要阐述模型设计和数据选取。第四节展示实证结果和分析，最后在第五节中发表总结分析观点。
2、文献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免受经理或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影响的市场、制度和法律环境。在缺乏这种保护的情况下，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投资者所遭受的监督困难，使得管理者能够错误地分配和征用公司资源，往往以牺牲少数投资者和长期公司业绩为代价。Von Nandelstdh和Rosenberg(2003)提供的证据表明，以低效公司治理为特征的公司向股东提供了较低的回报，而以有效公司治理为特征的公司得到了更高的价值。Shaheen Nishat(2005)还将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联系起来，并指出治理相对较差的公司利润较低，价值较低，向股东支付的现金较少。布莱克等人(2003)报告证据表明，公司治理是解释韩国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更好的公司绩效，而糟糕的公司治理则导致了糟糕的财务绩效。Bhasa(2006)解释说，利益冲突框架内的公司治理受制于公司经营者的行为动机。利益冲突的深度在于管理者、所有者、机构投资者或市场的控制点。
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司治理制度因公司部门的所有权结构而异。一方面，有些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小股东手中，而控制权则集中在经理手中(Berle、Means，1932年)。分散持股在美国、英国(La Porta等人，1999年)有不成文法法律制度的国家观察到，在这些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公司治理制度依赖于完善的法律保护投资者，使其不被管理者挪用。一般而言，就重要的内部事务(如董事会选举)和外部事项(例如合并和清算)进行表决是主要的控制手段(Easterbrook和Fischel，1983年)。因此，表决权的行使是盎格鲁-撒克逊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然而，在另一方面，有大投资者集中所有权的公司(Grossman、Hart，1980年；Shlefer、Vishny，1986年)。在这类公司中，经理应按照控股股东或债务人的指示行事。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集中所有权是很常见的，在这些国家，小投资者行使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成本相当高。大投资者享受规模经济，减少传统的搭便车问题。欧洲大陆和日本都经历过大型投资者进行的公司治理(La Porta等人，1999年)。
文献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直接股东对绩效监督的影响，对股权结构和绩效关系的检验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思路。第一组认为所有权和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是激励协调的结果，如果管理者追求大股东的利益，这种一致性是可以实现的。第二组发现所有权与业绩之间的消极关系，通常称为“壕沟论”，集中的所有者不太注重公司业绩，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效用(Morck等人，1988年；McConnell和Servaes，1990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主要股东的存在，小股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论点在许多方面与莱宾斯坦的X-效率论点密切相关，后者的负关系是以资本成本为基础的(Fama和Jensen，1983 b)。当投资者不能再优化资产组合，而必须降低流动性才能获得较高的所有权集中度时，企业的绩效就会下降。然而，另一组则主张在不同的股权水平/程度上有着不同的激励和壕沟效应(Morck等人，1988年；Stulz，1988年；Farooque等人，2007年)。
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探讨，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证上的。许多研究试图从经验上评价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联系。然而，结果并不一致。Demsetz(1983年)认为，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应有任何关系。根据经验，Demsetz和Lehn(1985年)发现利润率与各种所有权集中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Tsetsekos和DeFusco(1990年)认为，根据管理层股份所有权组成的各种投资组合的回报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Mehran(1995)提供了管理股权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积极关系的证据。Welch(2003)支持澳大利亚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统计上取决于管理层所有权。同样，Wruck(1988)发现所有权集中度的变化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德国公司，Gorton和SchMID(1996)发现，集团股权持有人改善了公司的业绩。Hiraki等人(2003)表明，在日本，内部持有人比例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在日本公司，大股东取代业绩差的经理比分散的股东更多(Kaplan和Minton，1994)。相反，Agrawal Mandelker(1990)和Loderer和Martin(1997)报告了管理层所有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Tam和Tan(2007)还指出，在马来西亚所有权集中度与绩效呈负相关。Sarkar和Sarkar(1999，2000)提供了关于大股东在监测公司价值方面的作用的证据。他们发现，在持有一定水平的股票后，董事持有的大宗股权会增加公司价值。Short and Keasey(1999年)，Dwivedi和Jain(2002年)，Davies等人（2005年)和法鲁克等人(2007)发现了经理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对其他类型所有权的研究表明，它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施泰纳(1996)和Xu and Wang(1999)发现绩效与机构股权持有呈正相关，Black(1998)则认为机构投资者的股东行动主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大。Sarkar和Sarkar(1999、2000)没有从机构投资者那里获得任何积极治理的证据。关于政府所有权，Boardman和Vning(1989)揭示了国家所有权的负面绩效效应。Xu and Wang(1999)还发现，公司盈利能力要么与政府持股呈负相关，要么与政府持股无关。关于外资股权的影响，Sarkar和Sarkar(1999，2000)强调了外资股权对公司价值的有利影响。Dwivedi和Jain(2002年)提供的证据表明，更高比例的外国股份与印度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加有关。但Kumar(2002)的结论是，外国在印度公司的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关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现有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Dwivedi和Jain(2002)报告说，公众持股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尽管上述关于所有权结构模式/类型/变量的证据不确定，Clark(2008)认为，主要所有者的存在与对意识形态政治作出贡献的决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他认为，所有权结构应作为未来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一个变量。
在董事会特征变量方面，实证文献中有各不相同的证据将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联系起来。一组研究人员预测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Pearce和Zahra，1992年；Dwivedi和Jain，2002年)，而另一组则显示出消极关系(Yermack，1996年；Hermalin和Weisbach，2003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则是带着一种非线性或倒“U”字形的关系来到这里的(Vafeas，1999年；GoldenandZajac，2001年)。更大的董事会需要有不同背景的人的代表，因此需要为董事会带来知识、更广阔的视角和智慧。董事会的规模也与更多的外部董事的存在有关，他们在公司中制定了更谨慎的决策政策。这是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倒闭，外部董事的声誉成本可能会很高。然而，与公司的成功相比，他们的声誉并没有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较大的群体也面临责任分散或“社会惰化”的问题，在个人身上，其他人发现自己的贡献不佳的可能性很小。Dahya和McConnell(2005)报告称，公司任命的董事符合要求至少有三名外部董事的标准，公开交易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绝对和相对于各种同行业群体基准方面都有显著改善。他们还发现，在宣布按照这一建议纳入外部董事的消息后，股价出现了上涨。然而，他们不赞成强制性董事会结构。但有证据表明，这种强制性董事会结构与英国公司业绩的改善相关。再一次，由非发起人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审计委员会的存在，确保了财务报表的适当披露和更高的准确性，并有望与公司业绩积极相关。如果任何发起人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的主席，该人可以向投资者隐瞒自己的不当行为和一些重要信息。
3 、数据和模型
在博茨瓦纳股票市场上市的19家公司都被认为是2000-2007年期间本研究的主要样本。同期公司的每日市场价格和博茨瓦纳国内市场指数(DCI)是从BSE价格报价中收集的。为抽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761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