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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你的语言：语言排斥对人际工作行为的影响
摘要：工作中的语言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尽管语言具有建立人际关系的固有能力，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排斥手段。利用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我们确定了语言排斥是如何影响人际公民和人际越轨这两种人际交往行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使用多源数据，跨时间的数据以及来自东西方国家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排斥与低人际公民行为和高人际越轨行为有关。我们还发现，不认同感是解释语言排斥为什么导致人际公民行为和人际越轨行为的一种机制。此外，在语言上被排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低的员工（与高相比），其人际公民行为较少，人际越轨行为较多。最后我们讨论了与语言排斥现象相关的理论含义，以及它在语言多样性组织中对管理者的影响。
引言
假设您进入一间会议室，其中一些同事已经就座。您的同事向您打招呼，并继续用丹麦语（一种您不懂的语言）进行对话。令您感到困扰的是他们没有改用法语（您在职场使用的交流语言）。您不确定您的同事是在谈论您还是您应该知道的一些工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感到与同事之间缺乏联系。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在谈论最近的一场暴风雪之后不得不从车道上挖出来，但你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
一个关键的人口趋势是，许多国家人口的语言多样性正在增加。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目前超过20％的公民说一种以上的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法语），而且这些比例预计只会增加。在中国，估计有4.16亿公民接受了外语教学，其中3.9亿人学习英语。随着全球人口语言多样性的增加，职场使用的语言数量也有类似的增加，因此，许多组织制定了职场语言策略（Harzing，2008年）。例如，微软制定了一项策略来管理工作中的80种语言（Spolsky，2009年）。同样，除了英语之外，IBM还确定了8种语言来补充其全球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些语言能力聘用和培训员工。但是，这些趋势也预示着员工可能会因语言而遭受排斥。
在上面的示例中，焦点员工对被排斥感的感知是真实的。但是，该员工的工作同事并没有故意排斥此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到焦点员工感到被排斥在外。与其他形式的排斥现象不同，基于语言的排斥必然涉及至少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形成一个群体，焦点员工会从中觉察到排斥。换句话说，上文所讨论的排斥类型有两个独特的属性：它通常是无目的的，并且发生在工作组的背景下（Ferris，Chen和Lim，2017年; Robinson）。这种语言排斥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即焦点员工认为工作中的其他人通过使用他们不理解的语言拒绝和/或排斥他们。
语言无意中把员工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早期关于职场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因素，比如语言政策和规定。其中包括引发语言紧张的具体事件，如国际公司合并或实施仅限英语的语言政策（例如，Neeley，2013年）。然而，最近学者们开始探索更多在日常组织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微观层面的语言过程。例如，跨国团队的成员会使用他们的母语与来自这个国家的同事交谈，而不是使用公司规定的语言，因为这简化了沟通，也更容易表达情感（Tenzer，Pudelko和Harzing，2014年）。在越来越多的多语言员工中，语言可能因此在无意中成为排斥的渠道。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排斥的潜在影响，我们开发了基于民族语言认同理论的综合模型，强调了语言使用在触发社会分类过程中的中心地位（Giles＆Johnson，1981，1987）。具体地说，我们认为，在一个语言多样性日益增加的工作环境中，焦点员工与自身语言无法沟通的员工接触，可能会激活一个认知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简而言之，那些在语言上被排斥的员工会认为自己是语言外群体的一员，因此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工作群体中没有认同感。这是因为在工作中，语言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而无法理解所传达的内容会对焦点员工的人际关系造成很大的压力。
反过来，这种不认同感会影响人际行为的发生，使得语言上被排斥的员工表现出更少的人际公民行为（Slussamp;Ashforth，2007）和更多的人际越轨行为（Vadera＆Pratt，2013）。人际公民行为是使工作组成员受益并间接有助于组织有效运作的行为（例如，传递重要信息，帮助其他工作量大的人； Lee＆Allen，2002年）。另一方面，人际越轨行为包括对其他工作组成员有害的行为，因此有害于组织运作（例如，行事粗鲁，做出有害言论； Bennett＆Robinson，2000年）。
明显的是员工基于语言的社会认同过程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社会自我效能感（SSE）(一个人成功驾驭人际交往的能力)将是语言排斥对人际工作行为影响的重要调节因素（Anderson＆Betz，2001）。那些曾经在维持和发展关系上取得有限成功的低SSE员工，在经历过语言排斥之后，将对他们重建关系纽带的能力缺乏信心（Dotan-Eliaz等，2009）。我们假设，低SSE员工会与同事脱节，并试图通过较少的人际公民行为和较多的人际越轨行为来维护自我意识。
理论与假设
语言排斥
语言排斥是职场排斥的更广泛构造中的一部分。职场排斥发生在“当一个人或群体在社交上应该采取行动时，却忽视了对另一个组织成员采取行动”的时候。尽管职场的排斥并不像其他有害行为，例如侵略或骚扰那样明显，但其影响却是有害的，因为它涉及“社会参与的丧失”（Robinson等，2013：207）。这样的社会距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实施者和被排斥者之间没有互动。也就是说，排斥是一种违反社会规范的不作为行为（Robinson等，2013）。例如，实施者可能通过给予他们“沉默对待”来故意惩罚或报复针对目标者的行为，从而故意回避或忽视其同事。然而，在这方面，语言排斥是独特的，因为它通常是一种无目的的排斥形式（Robinson等，2013）。语言排斥是通过消除语言上的社交联系，特别是通过非相互理解的语言来发挥作用的。因此，语言排斥“可能不会归咎于恶意”。
尽管语言上的排斥通常是无目的的，但工作组中使用的互不理解的语言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排斥行为。此外，从本质上讲，语言排斥是在多对一的环境中发生的（Dotan-Eliaz等，2009）。也就是说，至少需要两个或更多的人用一种焦点员工不熟悉的语言进行交流，以便在语言上排斥他或她。另一方面，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职场排斥可能会发生，比如只有一名员工可以忽略或回避他或她的同事，从而排斥这位同事（Ferris，Brown，Berry，＆Lian，2008）。
如前所述，随着工作场所中使用的语言数量的增加，语言排斥现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语言排斥的一般非目的性特征加上其发生的工作组背景，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排斥形式。由于这些原因，调查与这种形式的排斥有关的影响是重要的。
语言排斥：社会认同视角与人际工作行为
社会认同观的一个关键原则是，人们从与他们相关的社会类别联系中获得自我概念——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觉，并且他们被激励去拥有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Tajfel，1978； Tajfel＆Turner， 1979，1986）。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是社会认同观点的概念延续，强调语言是塑造人的自我概念的相关社会范畴（Giles＆Johnson，1981，1987）。因为语言是工作组计划，沟通和执行共同目标的重要机制（查尔斯，2007年），所以它是职场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类别。简而言之，语言在形成一个人的社会认同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Bordia＆Bordia，2015）。
因此，当同事说一种非相互理解的语言时，焦点员工可以将自己视为语言外群体的成员。作为一个语言外群体的成员，会对焦点员工的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与工作组脱节，以使他们能够重新树立一个更积极的自我概念（Hogg＆Abrams，1988年）。按照下面将要阐述的这一推理方法，我们认为在语言上被排斥的员工将要减少人际公民行为和增加人际越轨行为。
根据民族语言认同理论，当一种特定的语言被焦点员工听到时，会激活他们对自己社会类别的区分意识，并发出成员认同的信号（即，基于所讲语言分为组内或组外）。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激活了小组内部/小组外部的形成并塑造了员工的自我概念。员工与那些属于语言组的人联系更加紧密，而与语言组外的人联系则较弱（Giles＆Johnson，1981）。 因此，当同事说一种非相互理解的语言时，焦点员工可以将自己视为语言外群体的成员。作为一个语言外群体的成员，会对焦点员工的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与工作组脱节，以使他们能够重新树立一个更积极的自我概念。
其次，员工对特定群体的语言排斥偏见感知越多，他们认同自己是该群体成员的价值就越低（Giles＆Johnson，1981，1987；Tenzer等，2014）。随着这种群体中与成员认同相关的价值逐渐降低，试图维持关系纽带的努力程度也在降低（Hinds，Neeley和Cramton，2014； Marschan，Welch和Welch，1997）。焦点员工的帮助行为会减少，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待遇感到厌恶，并且感到自己与团队成员的关系更加疏远（OReilly， Robinson，Berdahl和Banki，2014年）。
假设1：语言排斥与人际公民行为负相关。
与前面的推理一致，当员工在语言上被排斥时，他们将自己视为语言外群的成员。作为语言外群体的一员，由于相关的地位丧失，会对焦点员工的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Neeley，2013年； Ridgeway和Correll，2006年； Tajfel和Turner，1979年）。因此，焦点员工可能会采取行动，使他们能够重新树立一个更积极的自我概念（Hogg＆Abrams，1988； Matschke＆SaSSEnberg，2010）。在这方面，员工可以通过实施人际越轨行为，将自己从外部群体中区分出来（Giacalone和Rosenfeld，1987年）。
假设2：语言排斥与人际越轨行为成正相关。
在工作场所被排斥对员工来说通常是一种厌恶的经历，并且会破坏人际关系（Robinson等人，2013）。然而，研究表明，员工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恢复关系纽带的能力可能会显著影响他们对语言排斥的反应（Dotan-Eliaz等，2009； Robinson等，2013）。当员工感觉到语言排斥时，SSE是一个可能影响他们重新融入团队的特殊特征。SSE是一个人自我评价可以有效地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是指个人坚信以前建立的友谊是人际交往能力的结果。
语言排斥-人际工作行为关系：SSE的调节作用
SSE水平低的员工对自己处理脆弱人际关系的社交能力缺乏信心，因为他们在发展和重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有限。当SSE较低的员工感到语言排斥时，他们将对工作组产生更大的不认同感，并以一种对工作同事不利的社会无效方式行事。另一方面，如果SSE较高的员工（即对处理微妙的人际交往能力有信心的人）感觉到语言排斥时，他们则不太可能对工作组失去认同感，并采取对工作组不利的行动（Syna Desivilya ＆Eizen，2005年）。
假设3a: SSE调节了语言排斥与人际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SSE越低，这种关系越强。
假设3b: SSE调节了语言排斥和人际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SSE越低，这种关系越强。
语言排斥与人际工作行为的关系：不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不认同感被认为是“与群体的主动分离，从而与相关群体产生消极的关系”。简而言之，不认同感是一种使自己远离不受欢迎的社会群体的手段。因为不认同会在自我和群体之间引发一种不利的分类，所以它与负面情绪(如愤怒)密切相关。因此，在语言上被排斥的员工会感到与他们的工作群体失去了联系，并通过采取与外群体规范背道而驰的行动来努力改善他们的自我概念，从而使自己与众不同。正如这一推论所表明的，语言排斥对员工的自我概念构成了威胁，并激活了与工作组不认同的认知过程。也就是说，不认同感是理解语言排斥为什么会导致较低的人际公民行为和较高的人际越轨行为的主要解释机制。
假设4a：不认同感中介了语言排斥与人际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假设4b：不认同感中介了语言排斥与人际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
鉴于前面的假设，我们认为SSE将调节语言排斥通过不认同感与人际公民行为和人际越轨行为的间接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对于语言上被排斥的员工，与SSE较高的员工相比，SSE较低的员工（即对与同事联系的能力信心不足的员工）更容易从工作组中感知到不认同感，参与较少的人际公民行为和较多的人际越轨行为。
假设5a：SSE调节语言排斥通过不认同感与人际公民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使得低SSE的间接效应大于高SSE的间接效应。
假设5b：SSE调节语言排斥通过不认同感与人际越轨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使得低SSE的间接效应大于高SSE的间接效应。
方法与结果
在研究1中，我们测试了语言排斥对人际公民行为和人际越轨行为的直接影响。我们还测试了SSE在这两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在研究2中，我们测试了语言排斥在SSE的调节下，通过不认同感对人际公民行为和人际越轨行为的间接影响。
研究1
程序：
新加坡一所大学的本科生招募了一些参与者，以获得研究参与学分。我们告诉学生，参与者必须是同事，他们必须在工作中相互交流。学生提供联络资料，特别是工作电邮地址，以及主要员工及其同事的组织关系。这种收集匹配数据的方法已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并产生了与通过其他抽样方法获得的数据质量相当的数据。
我们发出了两份调查：一份焦点员工员工调查和一份工作同事调查。焦点员工完成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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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号：[23653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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