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文献翻译
外文文献题目：Job strain and other work conditions: relationship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ivil servants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作者：Claudia S. Lopes· Ricardo Araya·Guilherme L. Werneck ·Doacute;ra Chor ·Eduardo Faerstein
工作压力等其他工作条件对巴西里约热内卢公务员心理压力的影响
摘要：
背景 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就业来源和工作实践变化迅速，工作条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现，对这些国家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增加有着重要影响。
目的 从一个职业群体中利用横截面数据调查工作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工作特点对心理压力的影响，并评估不同情境中的工作条件对心理压力的影响。
方法 被试者是3574名来自巴西约热内卢大学校园里面的非教学公务员。心理压力是由12项一般健康问卷来测量的。工作特性是通过改进的卡拉塞克模型以及通过夜班工作和职业地位等问题来衡量。
结果 在校准了年龄、教育、收入和其他工作特点之后，发现在工作过程中低社会支持和高工作压力对心理压力有很大影响。低社会支持对于男性（流行率=2.02；95％置信区间1.6-2.6）的影响比女性（流行率=1.46；95％置信区间1.2-1.4）更大。高工作压力对女性（流行率=1.43；95％置信区间1.2-1.7）和男性（流行率=1.30；95％置信区间1.0-1.7）的影响同样显著。男性中，从事非体力劳动工作的比从事专业工作的多了29%的可能产生心理压力。是否有夜班工作与有没有心理压力并没有明显的关系。通过多层次分析发现，工作环境对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没有显著影响。
结论 在巴西的工作场所，工作压力和低工作支持是心理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相比，提供了额外的证据来证明各种不良的社会工作条件对心理压力产生的影响，这些对决策者规划和促进的更健康、更快乐的工作力量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关键词：
心理健康，心理压力，工作压力，工作条件，流行病学
介绍：
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40年里，经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它的城镇人口从5200万增加到1.7亿，大多数人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面。传统的就业来源和社会支持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今天，服务业成为了巴西就业的主要来源，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人口。在大都市市区，这些百分比甚至更大，范围从36%到50% [ 18 ]。这些社会人口变化对健康的影响还知之甚少。例如，在今天，服务业得以大幅扩展，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巴西大城市就业的主要来源 [ 18 ]。先进技术的快速引进也改变着工作的性质，降低了工作人员的身体素质，增加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巴西人口的健康状况也是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同时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和焦虑症，作为人类健康的重要威胁出现在我们面前。最近，在巴西，全球疾病负担的估计表明，抑郁症是第四类残疾的最常见原因[ 11 ]。精神病家庭的调查也显示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很高[ 2 ， 5 ， 25 ]。在代表性的样品中，成人人口生活在巴西的的三个城市中心 （N = 6，470）[ 2 ]，年龄作为调节因素下，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范围在19%到34%之间。最高发心理疾病是焦虑症（18%）和抑郁症（10%）。最近，在一项以人口为基础的调查中，从巴西东北部的城市样本（n = 2，302）中得出，持续12个月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 12%[ 3 ]。
精神病症状突出在一些特定工作环境中所遇到的问题[ 32 ]。在工作场所精神障碍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生活质量与生产力，并大大提高了医疗费用与卫生保健成本[ 22 ， 40 ]。 在这些工作条件中，最常与精神障碍相关的特征是：重复性的工作，高压的环境，极快的工作节奏，过度的监督以及来自上级的压力[ 12 ， 42 ， 44 ， 45 ]。
最广泛引用的工作压力理论之一是工作压力模型也叫做需求控制模型[ 20 ， 21 ]。根据这一模型，高工作要求，低工作控制，尤其是两者的结合通常称为工作压力，代表着明显的健康风险。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在从事着高压工作的员工里普遍存在 [ 12 ， 34 ， 44 ， 45 ， 48 ]。 其他工作条件，包括轮班工作制度，低职业地位和低社会支持对工作结果也有着不良影响 [ 34 ， 41 ]。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那就是工作压力作用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另一个研究焦点在于，评估不同工作场所中不同工作条件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一些使用多层模型的研究发现，工作场所和组织层面的一些特点与不良的心理健康有相关关系[ 8 ， 10 ， 43 ， 47 ]。
在巴西，一些评估工作压力和精神障碍之间关联的研究，采用的是卡拉塞克模型，这些研究表明，高工作压力下的专业人士 (高工作要求，低工作控制)，其患病率远远比低工作压力下的专业人士高 [ 31 ， 36 ， 38 ]。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非常特殊的职业群体，比如如教师或健康专家，而且只调查少量的风险因素，没有考虑到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心理压力的工作条件，如工作单元的之间的连锁效应。
本研究报告的数据取自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一职业的横断面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稳定的中年公务员样本。据我们所知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职业群体，涉及大量的风险因素，因此，研究这个群体中各种工作条件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十分有意义。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调查研究各种工作条件，如工作压力、工作中的社会支持、职业地位以及是否从事夜班工作等对心理压力的影响；（2）通过多层次的分析，评估不同工作环境下不同工作条件对个体心理压力的影响，从而调整对个体层面的研究数据。
方法：
设计和研究人口
这是一个横断面分析，是非教学公务员的队列研究(n = 4，283)，样本中所有的非教学公务员都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所大学。样本数据来自研究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2001）。 样本回收率为83.5%（n = 3，574）。工人在非医疗休假或暂时转移到其他机构的数据收集被排除在外。非医疗休假或临时工作的样本，或在数据搜集阶段转移到其他机构的样本被排除在外。在那些符合资格的人中，有不参加这一阶段的样本（n = 709），有156个人 拒绝参与研究，还有其余533人无法到达多次重复被试。最终参与者被分为30个不同工作场所单元，每个单元30到250人 ，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工作，如行政、学术、服务，或神职人员等。而且需要从所有参与者那获取书面的知情同意， 并从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的伦理委员会那获得伦理批准。
措施
使用的自我调查问卷包括：社会人口特征，职业和医疗历史，自我健康报告，心理健康，生活方式，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工作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等。应用多样的方法来提高收集的信息的质量，包括试点研究，量表验证和可靠性测试。
心理困扰
心理压力的评估遵循12项一般健康问卷的巴西版本（GHQ-12）[ 14 ， 28 ]。个别项目的核心编码为缺失或出现(0或1)，然后添加和那些分界点为3或更多(12)被分类为例的案件[ 15 ]。 在巴西，GHQ-12问卷是一个结构化的精神病学访谈问卷，对于心理压力的情况，类似的分界点为3或更多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被发现的敏感性为85%，特异性为85% [ 28 ]。 最近，一项针对巴西华人社区样本的研究发现，这个分界点(3或更多)收益率的敏感性为75%，特异性为75%
工作紧张等工作特点
工作压力的评估遵循Karasek和Theorell工作内容问卷精简版本中的17个问题[ 21 ， 46 ]。 该量表有三个子部分， 即“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和“同事及上司的支持”。 工作要求的部分包括四个问题，用来测量执行任务的时间和速度，还包括一个问题用来评估不同要求之间的矛盾。控制部分也包括四个问题，用来测量相关的使用和开发能力，和测量两个纬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决定工作过程。关于工作中社会支持的部分，包括测量同事和主管关于反馈和支持的六个问题。
我们的翻译和调节这种模式为葡萄牙，两次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信度，试验组内中，工作需求，工作控制以及社会支持三个维度的相关系数估计分别为0.88、0.87和0.85。内部一致性分别估计为0.79、0.67和0.85 [ 4 ]。
关于轮班工作，要求被试者回答他们是否从事夜班工作[ 41 ]。
职业地位是通过涉及工作类型、责任及其他特性的五个职业问题来测量的。这使我们能够基于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rero三个类别进行分类进：“常规非劳动力工作人员”（65％），其中注册护士（23％），行政文书和信息技术（IT）人员（26％）的比例很大； “专业和管理工作人员”（26％），包括专业人员或其他高管（例如，医生和经理）“体力劳动”(9%)包括门卫、厨师、保安人员或其他类似的工作[ 16 ]。职业地位既可以描述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一个人进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特性。
协变量：人口和社会经济特性
协变量是：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人均月收入按总家庭计算，收入除以住在家庭成员的人数，这一收入并归入巴西的最低工资水平。教育是用巴西教育系统来衡量的，并分为为三个层次：基本（至 6年），中学（最多12年）和上级（更多 超过12年）。
数据分析
主要结局指标，心理压力是根据GHQ-12测量的，被视为二分类变量，使用3或更大的分酒店点。我们的主要变量是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工作压力，工作支持，夜班工作和职业地位。
正如依照卡拉塞克模型所测量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量表，体现为中位数二分值并分配到四个象限，以表达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将工作分类为：（a）高应变（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控制）；（b）低应变（低工作要求和高工作控制）；（c）积极（高工作要求和高工作控制）；和（d） 被动（低工作要求和低工作控制）。 根据这种模式，低工作压力是“理想”的情景，在我们的分析中被视为参考类别。在以前的研究[ 9 ， 45 ， 48 ]中，两个尺度也分别进行了分析。每个量表的连续分数通过使用三分位数转化为三个暴露水平的截止点。工作量表支持的分数也分组为三分位数进行分析。这些分类变量分析较低的工作要求，较高的工作控制和较高的工作支持来作为参考类别。
描述性数据样本呈现频率分布、主要结果和风险变量。所有影响心理压力患病率的主要暴露变量在使用综合线性模型（鲁棒泊松方法）[ 35 ]之前和之后调整为其他变量。统计效应的修改，通过定量评估正式的统计测试来将产品术语引入回归模型。似然比检验（LRT） 用于检查是否修改工作压力为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被工作中的社会支持所修改 （ISO-STRAIN模型）用于检测是否修改社会支持，职业地位和夜班工作为心理压力的影响因素。
所有分析也按性别分类，因为全世界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心理症状，但不太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女性的工作条件是怎样增加其心理症状的。 [ 25 ， 26 ， 39 ]。
我们在利用多层次模型调整个体层面数据前后，测试了工作环境对心理压力的影响 [ 37 ]。数据以两级分层结构排列，而工作人员被嵌套在工作单元内。我们使用多级泊松回归模型来估计心理压力的总方差，比例由于工作单位和个人因素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差别。在为了测试组级别而使用多级方法来探讨工作压力的群体效应，我们分割工作控制和工作要求两个变量，使用组均值（组级变量）和 组内偏差变量（个人得分减去 组平均）来测量。 在这个随机系数模型中，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允许在工作单位之间变化。模型参数使用STATA 10.0进行估计。
结果：
表1显示了根据性别分类的参与研究者的特征。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分布是类似的。几乎一半的人处在收入三分位数较低的地方，而女性被平均分配在所有收入三分之一较低处。更多的女性（60%）比男性（50%）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关于职业，大多数样本，属于常规非劳动职业，在这个分组中男性比女性多，但是男性和女性作为专业人员的比例相似。 女性心理压力的发生率（38.5%）比男性（26.9%）更高，女性（16.4%） 比男性（11.7%）更多地处在高应变象限（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控制）。在工作中，男性的高工作要求率和低社会支持率比女性高， 但是低工作控制率，男性和女性持平。女性（33.3%）比男性（25.5%） 更多地从事夜班工作，这其中反映了数量较多的女性医院工作人员。
表1 研究人群的性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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