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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非农就业和城乡收入差距
Dancheng Luo, Chunhui Gao, and Juan Zhou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大量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农村非农业就业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根据中国各省市区1988年至200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STATA10.0软件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与非农就业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适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但目前农村非农就业反而扩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非农就业，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数据，近似无关的回归估计（SURE）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不断扩大，1984年中国的实际接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2.58亿美元，而2002年中国接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增至527.4亿美元，这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实际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比2009年同期同比增长了10.17％，达到203.59亿美元。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在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方式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就此忽视FDI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收入分配就是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之一，这可能是FDI在我国不同区域分布不均和不同区域所具有的优势资源不同造成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7倍，自1986年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扩大，在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了3.27：1。
显然，外国直接投资、非农就业和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外国资本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它们作用于中国经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难道非农业就业人数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有效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在什么条件下，引进外资被认为是合理的？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优化就业结构和缓解收入不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和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从1988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STATA10.0软件来建立相关方程和等式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和非农就业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2外国直接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影响中国的城乡收入
基于H-O-S理论框架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国际背景，我们假设东道国只有两个部门（部门1和部门2）和两种工人（L1，L2）的：部门1所代表的是城市地区，城市地区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部门2代表的是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使用农村劳动力和土地作为生产资本;L1代表了城镇就业人口，L2代表了农村劳动力。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相对丰富，并且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进而假设FDI只能进入部门1即城市地区而不进入部门2即农村部门，所以，在我们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部门1即城市部门之前，城市部门和乡村部门的总产出都可以用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
其中，L1、L2表示的是经济开放前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就业人口总数，城市部门就业人数包含城市雇佣工人和进城务工农民两部分;K1、G2分别表示城市部门中的国有资本数量和农村部门中的国有土地数量;T1、T2分别表示城市农村两个部门的生产技术系数; Y1和Y2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原始产出。在这里，我们使用产品的价值来衡量实际所得利润，城市部门的利润可以用下式表达：
其中，R代表的是东道国的资本利率;W1表示的是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K、L仍分别表示城市部门中的国有资本数量和农村部门中的国有土地数量。假设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城市部门生产要素需求函数如公式（3）所示：
由（3）式，我们可以推得公式（4）：
在（4）式中，用eta;表示土地的回报率; W1和W2分别表示城市工人和农村劳动力原始工资水平。因此，可得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情况，如公式（5）公式（6）所示：
根据资本只有进入东道国的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后才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并且可知资本利率不变。当FDI进入东道国后，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如公式（7）所示：
L2L表示从农村地区流动进入城市部门的农村劳动力，K1表示开放后的城市部门拥有的资本数量;L1、L2表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的就业人员的数量。当资本进入两个部门后，两个部门资本的增加会比劳动力的增加多，那么这两个部门的就业人员工资水平可以用下式表示：
开放后，城乡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以由公式（8）和公式（9）表示：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可以得出，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变；当时 ，可以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当时，可以得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产品的最终价格相当于生产成本，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在公式（11）中，A1、A2分别代表了城市农村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系数; B1、B2分别代表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土地投入系数和资本投入系数; P1、P2，分别代表的是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最初的产品价格;Q1、Q2分别代表的是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实际产出；EP1Q1、FP1Q1分别表示的是在城市中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获得的收益。因此，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可以用公式（12）、公式（13）、公式（14）和公式（15）来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的流动增加了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平等的和不确定的，下面的实证分析部分研究了FDI和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受外国直接投资和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模型和数据
由于上文所述的因素可能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会间接影响其他渠道的收入分配，并且单方程OLS分析无法考察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使用公式：
我们利用中国1988年-200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这次实证分析包括四个方程，即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方程（UBR），人均收入决定方程（PGDP），农村非农就业决定方程（NRE）和贸易（TRADE）的决定方程。UBR代表的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第i个省份的第t年度的收入差距，这个数值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表示; 用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PGDP）和其平方项（PGDP2）来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用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价值; 用NER来表示在农村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用 TRADE来表示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CAP来表示我国每个省市区每年所获得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值; 用EDU来表示正处于高等教育水平上的学生人数，以此来代表城市和乡村相应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录取总数; 用FZR来代表第一部门即城市部门中的每个省市区的产品生产量附加值占总价值的比例; 用MAR表示了我国各省市区经济市场的开放程度，借用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概念; 用ALG来表示我国每一个省市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3.2估算结果和相关启示
为了控制上述方程中残差的相关性，我们使用了近似无关的回归估计（SURE），回归分析结果由表1呈现。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的模型我们可以根据所得出的回归结果，再依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进一步解释模型的细节：
（1）在收入分配的决定方程（UBR）中，PGDP（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的，而且它的平方项（PGDP2）为负，这就表明了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人均GDP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先增加之后下降，也就是说库兹涅茨所提出的倒“U”型理论非常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实践。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每当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产生0.19％的跌幅。所以可以看出目前，吸引外资对于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农村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的是积极的，那就是说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模式无法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从长远来看，虽然经济增长将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反而加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此外，上述方程所反映出的还有，如果可以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有效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就可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2）在收入决定方程（PGDP）中，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和农村非农就业人数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表明目前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不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人力资本增加、第一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回归结果中，物质资本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这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间接地通过影响中国城乡就业人员的收入进一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在农村非农就业（NRE）的决定方程中，FDI的流入增加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在第一产业的价值，并且由此所增加了的城乡就业人数将明显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但如果加强第一产业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反而将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同样，贸易自由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由于是我国贸易系统和经济体制的原因。因此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居民还不能完全分享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且享受贸易互动所带来的福利。
（4）在贸易自由化（TRADE）的决定方程中，外国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相关的，这表明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量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加和联合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有效地促使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第一产业的总产值会导致贸易量的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制成品占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物质资本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因此可知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
4.总结
（1）经过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外国直接投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将会增加城乡居民平均收入，但因为存在着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农民应获得的利益仅由在城市部门的农民享受而农村农民很难享受、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部门的产品价格和城乡两个部门的实际生产产值存在差异等这样那样的因素存在，FDI对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能确定的。
（2）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决定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引进外资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而且由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存在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并没有改善城乡收入的不平等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外国直接投资反而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恶化的作用。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第一产业生产率的增长，将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但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3）由农村非农就业决定方程可以看出，提高人力资本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农民中的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同时还可以看出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在农村农民参与非农就业时的重要作用。但贸易自由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民还不能完全分享开放经济带来的利益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
1. Borenzstein, E., Gregorio, J., Lee, J.-W.: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115–135 (1998)
2. Bhandari, B.: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US Income Inequality? (2004) (forthcoming)
3. Choi, 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Convergence. Applied Economics, 1045–1049 (2004)
4.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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