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的非线性关系
原文作者 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单位 Sungshin Wowenrsquo;s University,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大多数关于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认为，金融深化可能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行性工具。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预测的关键取决于该国正在经历的金融发展阶段。只有当该国家达到金融发展的一定的门槛水平时，金融化的好处才会出现。低于这个临界值，金融发展就抵消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我们的政策含义是：最低水平的金融发展是通过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金融发展
一、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构成了收入持续不平等的潜在重要机制。在投资不可分割性和规模报酬局部递增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起的财务不完善会产生信贷约束，这将对缺乏抵押品、信贷历史和小企业与穷人尤其具有约束力。通过缓解金融摩擦，从而能够允许更多的穷人和企业家获得外部融资，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资本配置并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像这样的例子 包括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Aghion 和Bolton（1992,1997）、Banerjee 和 Newman（1993）、Galor 和 Zeira（1993）、Piketty（1997）、Matsuyama（2000）、Mookherjee 和Ray（2003,2006）、Galor 和 Moav（2004）以及Jeong 和 Townsend（2007,2008）等。
然而，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联系的经验和证据仍然相对薄弱。在一项多国调查中，Clarke等人（2006）使用1960-1995年期间8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会降低基尼系数水平。Beck等人（2007）基于1960-2005年期间72个国家的样本表明，金融发展不成比例地使穷人受益，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相比之下，Rodriguez Pose和Tselios（2009年）以及Gimet和Lagarde Segot（2011年）分别发现，1995年至2000年期间，欧盟各地区以及1994年至2002年期间49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不平等性的影响越来越大。Roine等人（2009）进一步表明，在整个20世纪1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小组中，金融发展有利于富人，并且在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影响最强。在一些文献中没有研究大量国家，而是专注于针对特定国家的研究。特别是Ang（2020）基于印度1951-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对不平等有非线性影响。Liang（2006）使用中国1986-2000年的省级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相反，Motonishi（2006）分析了泰国1975-1998年期间的区域数据，并揭示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并为当前的实证文献做出贡献，本文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否因金融部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而异，即是否存在金融深度阈值，使得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生变化。对于金融发展门槛的潜在存在，许多理论观点已被提出。例如，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Greenwood和Smith (1997)、Smith(2003)、Deidda(2006)以及Townsend和Ueda(2006)在金融中介机构内源性发展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的组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成本高昂，只有富人才能进入更好的金融市场并从中获利。在这个阶段，金融发展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让富人不成比例的获利过多。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更加进步，金融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因为金融发展帮助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性下降。在Acemoglu和Zilibotti（1997）中，金融部门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最小规模，然后才能将足够的资金汇集到具有较高回报的金融投资项目中，这些项目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具有最小规模要求。同样，Lee（1996）指出，金融部门的专业知识是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贷款人通过做出投资决策来获取项目特定的信息，因此，金融部门可能必须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使其运作规则是高水平的，监管机构是更有效的。另一个例子是，在Huybens and Smith（1998、1999）、Azariadas and Smith（1996）、Bose（2002）、Hung（2003）和Smith（2003）中，当存在严重程度为内源性的信息型信贷市场摩擦时，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扭曲信息流，消除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此外，高水平通货膨胀通过削弱货币资产的使用和导致扭曲金融结构的政策决定，从而抑制金融中介。因此，不可膨胀的增加可能会干扰金融部门分配资源的能力，这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可能更为常见。
关于潜在门槛效应的另一个论点集中于契约制度在塑造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联系方面的重要性。例如，在Rajan和Zingales（2003）、Acemoglu等人（2005）以及Perotti和Volpin（2007）中，在软弱的制度环境中，尤其是在政治制度环境中，法律上的政治代表怨恨被事实上的政治影响所主导。这使得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影响融资渠道，这意味着由直接控制所带来的更高的金融发展可能会伤害那些依靠信息或家庭关系获取资本的穷人。Rajan and Zingales（2003）进一步指出，金融系统的发展更有可能让富人和关系密切的人受益，不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作为抵押品（被称为抵押品暴政），但也因为富人能够阻止小企业获得外部融资，降低穷人改善经济福祉的能力。因此，穷人往往被排除在金融之外，无法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进行充分投资。此外，正如Oechslin（2009）所证明的，以及任何其他人所主张的，只有在资本稀缺的发展早期，一个强大的集团才有强烈的动机推动这种扭曲的制度；在资本不再稀缺的更高级阶段，社会各阶层一致支持更强大的契约制度。
有一个反向因果关系和内源性的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因为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会影响事实上的政治权力（Acemoglu等人，2005）会影响事实上的政治权利。高收入不平等意味着允许政治精英通过直接控制或监管捕获金融系统来限制金融准入，从而抑制竞争和进入，从而保护他们的租金（Claessens和Perotti，2007）扭曲的政治参与。然而，低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政治压力，以创建一个更市场驱动的金融体系，来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Beck等人，2007年）。另一个例子是，在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的模型中，财富的初始分配会影响谁能够加入金融中介联盟，因此可能会影响金融部门的规模。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这些因素导致获得政治和合同权利的机会不平等。例如，通过法律制度更好地保护产权与更高的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Djankov等人，2007年)和更大的资本市场(La Porta等人，1998年和2006年)有关。对财产权的有力保护使富人不可能通过寻租挪用穷人的收入，这也与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关(Sonin，2003；Gradstein，2007)。
因此，为了在控制潜在内生性的同时解决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经验相关性，本文使用了Caner和Hansen（2004）的工具变量（IV）阈值回归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深入研究金融发展的内生性，以便集中精力研究金融发展的外生成分的因果效应，并揭示对关系的阈值效应（如果有的话）这种方法并没有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分割国家样本，而是允许数据确定一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权。此外，它允许模型的所有参数在不同制度之间离散不同，这与交互方法或二次回归分析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假定金融发展是特定利益变量的平滑函数。鉴于金融发展可能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不连续的影响，我们认为阈值法是一种更合适的策略。
由于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机构及股票市场，并且银行和股票市场在储户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渠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扩张对收入不平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本文探讨了股票市场发展在不平等演变中的作用，以及这种联系是否与制度有关，以及当前实证文献关注的金融中介发展。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当使用不考虑非线性的IV回归时，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是不显著的。然而，一旦考虑到回归的阈值，金融发展的不平等效应取决于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特别的是，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门槛，超过这个门槛，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将使穷人受益更多，从而减少收入不平等；而低于这一临界值，金融发展则有利于富人，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意味着最低水平的金融发展是通过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必要先决条件。
论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Caner和Hansen（2004）提出的阈值回归的工具变量方法的模型规范和估计过程，并描述了使用的数据。第三部分对收入不平等与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数据
（一）工具变量阈值回归
我们估计了一个类似于Beck等人（2007）和Ang（2020）的模型，其中收入不平等（inequality）的变化在金融发展（finance）和一组控制变量（X）上回归，包括一个常数项：
(1)
其中i=1，2，hellip;，N是国家指标，ε是误差项
当考虑关系中的潜在阈值时，方程式（1）可以采用以下形式的阈值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2)
其中I（·）是一个指示函数，如果括号中的参数有效，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是一个外生阈值变量（此处为金融发展水平）用于将数据分成不同的制度。阈值参数为，其中是支持度的严格子集。
这种不平等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它允许两种不同的制度。一旦阈值是从数据中估计而来 ，金融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属于两种体制的哪一种。此外，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的边际影响是特定于制度的。如果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Hansen（2000）中提出的最小二乘法（LS），以获得阈值估计以及相关的模型数据。特别的，对于任意给定的，公式（1）在和中是线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LS方法来获得斜率估计、回归残差和残差平方和（）。以及阈值参数的LS估计值是使（）最小化的值。给定阈值参数的估计值，可以通过LS相应地获得斜率估计值。为了测试没有阈值的空值，Hansen（1996，2000）建议使用异方差一致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然而，在线性的零假设下，阈值参数没有被识别。因此，Hansen（1996，2000）进一步提出了一种bootstrap程序来模拟似然比检验的渐进分布，并标明bootstrap模拟产生渐进正确的p值。
然而，如前所述，金融变量很可能是内生的，这可能是因为不平等对金融的反馈，或者是因为遗漏变量对不平等和金融的共同影响。那么Hansen（2000）中考虑的估计和测试技术是无效的。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同时考虑阈值非线性，我们使用了Cancerand Hansen（2004）的工具变量阈值回归方法。金融发展的简化形式是的条件期望，给定协变量的向量：
（3）
其中是未知参数变量，h是线性函数，是随机误差。向量是一组不包括在增长回归中的工具变量，以及模型的其他外生变量。并且。将这个方程代入方程（2）
（4）
其中。依次估计方程（4）的参数。首先，LS用于简化形式估计参数向量pi;。其次，与Hansen（2000）中的相似，阈值参数的选择是为了使来自第一阶段一系列不平等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最小化。第三，制度制定的坡度参数由GMM根据的估计值对子样本拆分进行估计。此外，Caner和Hansen（2004）提出了一个上限Wald统计量来检验阈值效应的存在并推导出该统计量的渐进分布。由于渐进分布取决于多余参数，我们按照Caner和Hansen（2004）使用引导程序来获得正确的（渐进的）P值。
（二）数据
实证分析依赖于贝克等人（2007）的数据集，他们在1960年至2005年间构建了一个由多达72个国家组成的小组。我们将样本范围缩小到65个和53个国家，我们可以分别从Beck等人（2001）最初编制的金融结构数据库中收集银行和基于市场的金融发展措施的适当数据。附录中的表A1列出了65个样本国家的名单。为了探索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长期联系，我们对样本期内的数据进行了平均化，以便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观察结果。 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是通过基尼（Gini_gr）的增长来衡量的，它等于基尼系数的年增长率。它被计算为最后一次和第一次可用观测之间的对数差，以及两次观测之间的年数。基尼系数源自洛伦兹曲线，其中较大的数值意味着收入更加不平等。然而，由于基尼系数包含了整个收入和分配的信息，基尼的下降可能反映了穷人收入的增加或富人收入的减少。为了确保收入不平等的下降与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收入的改善有关，因此，我们还使用最低收入份额（Lost_gr）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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