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道德和家庭过程是青少年道德的
预测因素
Fiona A. White, Ph.D.1,3 and Kenan M. Matawie, Ph.D.2
摘要：研究探讨了父母的道德思想和家庭过程在青少年道德思想社会化中的参与程度。Olson等人(1992)的环型模型和White(2000)的家庭社会化模型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可以预测具有高凝聚力、高适应性和高沟通能力的家庭，会比那些家庭进程低的家庭更有效地促进父母和青少年之间道德价值的传递。218对青少年父母双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凝聚力和沟通能力的增强缓和了父亲-青少年的道德思想关系；父母道德的几个方面显著地预示着青少年的道德；这三个家庭过程显著地预示了青少年道德的某些方面。因此，父母对青少年道德价值的社会化程度会因父母的道德观、家庭过程的强度以及道德思想的传播内容而有所不同。
关键词：家庭社会化;道德判断;青春期;父母的影响;社会发展；
家庭是道德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背景，也是青少年道德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来源之一。此外，家庭及其相关过程为道德判断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情感和支持的气氛，使成员感到足够安全，以挑战彼此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家庭也是一个进入外部世界重要的渠道。
个体的道德判断是通过将道德问题推广和转移到其他社会环境，如学校和工作中来发展的(Powers,1988)。道德判断研究是由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推动的，该理论关注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推理的复杂程度或形式。另一种选择是关注道德思想的内容，即在做道德判断时，道德思想指的是道德判断的原因之一。Henry (1983)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进行了重要的内容重构，并认为正是“道德权威的归因来源”使科尔伯格的阶段2、3、4、5和6有所不同。Henry (1983)认为道德权威的五个来源是满足自我利益(内部来源)，家庭期望(外部来源)，教育期望(外部来源)，社会价值(原则为来源)和个人平等(原则为来源)。Henry的内容重组的优点是，一个来源并不比另一个更符合道德标准，而是不同的，根据一个人的家庭社会化经历，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来源。由于这些优势，道德权威的来源将被用来衡量父母和青少年的道德思想内容。
研究考察了家庭过程和道德社会化的作用。Powers (1988), Walker and Taylor (1991) and Speicher (1992, 1994)强调了父母和家庭背景在促进道德判断发展阶段的重要性，通过检查过程，如父母的温暖和感情、态度、互动、讨论风格和纪律风格。家庭适应性、凝聚力和沟通等家庭过程也被发现可以预测青少年道德思想内容的差异。 Olson等人(1992)将家庭凝聚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与凝聚力相关的具体过程是温暖、界限、联盟、时间、空间、朋友、决策、兴趣和娱乐。Olson等人(1992)将家庭适应性定义为家庭系统改变其权力结构(自信、控制、纪律)、谈判风格、角色关系和关系规则以应对情境和发展压力的能力。最后，Olson(1992)从同理心、反思倾听和支持意见等方面定义了积极的交流，使家庭能够意识到彼此的需求和偏好。Olson等人(1992)发现，在非临床家庭中，高水平的凝聚力、适应性和积极的沟通与更好的家庭功能有关。
White(1996, 2000)将Olson的模型扩展到价值观的社会化，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家庭非常有凝聚力或高度凝聚力的青少年
报告显示，在情感亲密方面，与认为家庭凝聚力较低或疏离的青少年相比，他们在道德决策中更容易受到家庭和平等道德权威来源的影响。最后，White发现那些与父母积极沟通的青少年在道德问题上与父母的一致程度明显高于那些与父母消极沟通的青少年。这些发现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地区的家庭中得到了复制，并表明家庭过程和青少年道德思想的内容之间有很强的实证关系。
Bandura (1991)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成年人认同的道德标准指导着他们教给孩子的道德类型。最近的研究表明，研究多重家庭视角对于更全面地理解道德思想是如何社会化的很重要。父母和孩子的道德思想之间的积极关系已经被预测，假设父母通过鼓励更多的参与决策和花更多的时间探索道德问题来刺激青少年的认知资源。例如，Powers(1982, 1988)发现具有高级道德判断能力的父母能够更好地为他们的孩子澄清道德推理中的矛盾和困惑，因为他们能够理解道德状况的更多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父母-青少年道德思想关系的强度随着孩子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例如，Haan, Langer和Kohlberg(1976)发现女儿和父母的道德发展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只有儿子和父母之间有适度的关系。Walker和Taylor(1991)招募了63名家庭三名成员，他们的孩子来自1年级、4年级、7年级和10年级，他们发现在Kohlberg s moral judgment Interview (MJI)中，父母和孩子的道德推理水平始终是积极的，但并不显著。然而，Speicher(1994)发现，在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期，对MJI的道德判断的亲子相关性增加。因此，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道德推理的内部模式与儿童年龄的增长更加一致。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发现，本研究将探讨青少年后期与父母道德思想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简单地接触父母先进的道德推理并不足以刺激儿童的道德推理。
Speicher(1992)发现青少年成熟的道德判断与他们对亲子关系中品质的感知有关。最近，Grusec, Goodnow, and Kuczynski (2000)认为亲子关系中的温暖可能会导致对父母行为和价值观的强烈认同，因为温暖可能会让孩子渴望与社会化的代理人相似，或取悦他们。因此，决定青少年是否选择模仿或内化父母的道德思想的，可能是青少年对与父母情感亲密程度(而不仅仅是父母的道德思想)。此外，支持性的家庭互动(幽默、倾听、表扬和鼓励参与)为讨论创造了积极的氛围，而敌意、讽刺和威胁则阻碍了有意义的思想交流。这些结果表明，家庭过程变量(情感亲密、温暖、鼓励等)在亲子价值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家庭过程影响父母价值(预测变量)与青少年价值(准则变量)关系的强弱。
其他家庭过程也被发现缓和了父母与青少年的道德思想关系。Holstein(1972)发现父母的鼓励与较高的道德推理相关，母亲的支配和敌意与较低的道德推理相关。Speicher承认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的温暖或情感的介入与孩子的高级道德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家庭过程在道德推理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考察了道德判断的“阶段”的社会化，而不是道德思想的“内容”，这一局限性将在本文的研究中得到解决。此外，以往的研究还未阐明哪些家庭过程更能调节父母与青少年的道德思想关系。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讨家庭凝聚力、适应性、沟通等家庭过程变量对亲子道德思想关系的调节程度。在被调查的模型中，父母的道德思想是焦点预测变量(X)，凝聚力、适应性和沟通是调节变量(Z)，青少年的道德思想是标准变量(Y)。根据文献综述，确实如此。
假设家庭凝聚力、适应能力和积极沟通能力“高”的家庭比家庭凝聚力、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低”的家庭为青少年学习和/或采纳父母的道德观提供了更好的家庭环境.
数据简化
在检验主要假设之前，对青少年、母亲和父亲对道德权威的五个来源的反应进行了初步的相关分析。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母亲和父亲的社会和平等来源和青少年、母亲和父亲的家庭和教育来源之间具有高度显著性，且一致的相关性。因此，随后对三个独立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内部道德(以自我利益来源为衡量标准)、外部道德(家庭和教育来源的综合亚量表得分)和道德原则(社会福利和平等来源的综合亚量表得分)。这些统计分组由文献中确定的概念分组支持。
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外部道德和家庭过程变量对青少年外部道德的主要影响和相互作用(或调节)效应。至于主要影响，很明显，对于父母双方来说，他们的外部道德显著地预示着青少年的外部。凝聚力、适应能力和沟通的家庭过程变量也显著预测青少年外部道德。
此外，发现揭示了父母道德原则和家庭过程变量对青少年道德原则的主要影响和相互作用(或调节)效应。至于主要影响，很明显，对于父母双方来说，他们的道德原则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道德原则。然而，家庭过程变量如凝聚力、适应性和沟通并不能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道德原则。关于交互作用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发现。除了父亲的道德原则和沟通的添加剂(主要)影响每个父母的道德原则和每个家庭的过程变量,主要是由于父母的道德思想,预测的统计力量很大一部分的青少年道德原则的方差。
讨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在孩子的道德思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结果表明，父母的外部道德和道德原则对青少年的外部道德和道德原则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家庭内聚、适应性和积极沟通的社会化过程对青少年外部道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亲外部道德在预测青少年外部道德方面与父亲-青少年的凝聚力和沟通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目前的研究有一些重要的局限性需要讨论。首先，67%的参与本研究的家庭自愿参与;这种自我选择可能使研究结果偏向于运转良好的家庭。未来的研究将需要探索那些运转欠佳的家庭，以便对价值观的传递有更平衡的理解。本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的“过程”水平;也就是说，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凝聚力、适应性和沟通能力。未来的研究还应该考察家庭“结构”，并研究价值观的传递在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中是否发生不同。最后，除了性别和年龄以外的人口变量需要与道德有关的研究，其中一个变量是文化或种族认同。一个人的文化及其相关的信仰和仪式也可能与他对道德问题的反应有关。
总体而言，本研究清楚地表明，父母的外在道德和原则性道德在塑造孩子的外在道德和原则性道德直至青少年晚期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道德思想内容的家庭社会化模型(FSM)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外部道德和道德原则对青少年的外部道德和道德原则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还有家庭社会化变量。
外文文献出处：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Vol. 13, No. 2, June 2004 ( C ° 2004), pp. 219–233
附外文文献原文
Parental Morality and Family Processes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Morality
Fiona A. White, Ph.D.1,3 and Kenan M. Matawie, Ph.D.2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parentsrsquo; moral thought and family processes are involved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Olson et alrsquo;s (1992) Circumplex Model and Whitersquo;s (2000) Family Socialization Model provide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predicting that families high in cohesion, adapt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would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moral values betwe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more effectively than families low in these family processes. Results involving 218 adolescent-parent dyads revealed that perceived family cohes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rated the father-adolescent moral thought relationship; that several facets of both parentsrsquo; moral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dolescentsrsquo; morality; and that all three family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ertain aspects of adolescent morality. Therefore the extent to which parentsrsquo; socialize adolescent moral values will vary according to each parentrsquo;s moral view, the strength of family processes and the content of moral thought being transmitted.
KEY WORDS: family socialization; moral judgment; adolescence; parental influenc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amily is the first important context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morality and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luence in adolescent moral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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