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财政支援与边缘学生
Peter Davies · Jean Mangan · Amanda Hughes
摘要：这篇文章探讨了边缘学生与非边缘学生之间关于参与高等教育（HE）决策上的差异。我们区分了两种边缘性：由于先前在学校取得的成就而处于“边缘”状态，以及在考虑到先前的成就后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他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即使以前的学校成绩足以进入高等教育，还是不确定是否参加高等教育。这种“不确定”状态被发现与社会经济背景无关，但与对参与的潜在利益和风险明显不同的态度、对可用的财政支援不同层次的知识水平和关于参与高等教育的不同的信息搜索方法有关。
关键词：广泛参与； 财政支援； 边缘学生
引言
越来越多人参加高等教育带来的财政压力致使政府要求学生承担比例越来越大的学习费用(Adnett 2006)。为了改善学生费用对入学的任何负面影响，这些政策变化一直伴随着贷款和基金补助的进行。 Dearden（2008）估计在2006年英国实行的改革组合之后（除其他外，规定了更高的学生费用上限），在新制度下，年收入低于46,000pound;家庭（81,749$）的学生的情况会转好。再加上对低收入背景的学生面临的短期信贷限制程度的怀疑 (例如卡梅隆和赫克曼，2001年)，以及在学生支付的学费增加的时期，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呈现的上升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增加和扩大参与目标不会受到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2005)引入的学生资助改革类型的威胁。然而，也有理由对这种解释持谨慎态度。入学率上升与收费增加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告诉我们两者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此外，扩大参与的目标一直难以实现，因为参与的扩大严重偏向中产阶级 (Blanden and Machin2004)。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在参与或不参与高等教育的风口浪尖上的“边缘”学生。我们区分了边缘性的两个来源。有些学生是“边缘”的，因为他们的学校成绩不好，而另一些学生是“不确定的”，即使他们拥有被期望进入高等教育的成绩。我们表明边缘学生和非边缘学生在他们参与高等教育的决定中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政策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了学生资助和参与高等教育的理论和证据，强调参与决定的各个方面对这里进行的分析特别重要。然后，我们研究了定义“边缘”学生的方法，并证明了本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合理的。然后考虑这些定义如何与学生对大学、资金及其信息收集的看法相互作用。最后，我们以提出政策影响为结束。
学生资助制度对参与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期望学生估计参与对未来收入的贴现增加的预期净寿命效益，因为获得学位减去学生承担的高等教育直接成本和学习期间的预期收益。假设风险中立和不受限制地获得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贷款，只要个人期望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正的净现值，他们将试图参与高等教育。参加高等教育的私人利益的传统观点表明，净现值将与学生先前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因此只要学生的先前资格仅仅足以获得正的净现值，他们将参加高等教育。
英国的研究表明，在A级做得更好会提高获得良好学位的概率(Smith和Naylor，2001年)。 此外，A级成绩的毕业生按分数排在前三分之一的，与A级成绩按分数排在后三分之一的毕业生相比，他们的额外工资溢价约为6.5%(Hussain等人，2008)。我们应该期望增加学生注册高等教育的成本，这将对低成绩学生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期望可以获得较小的毕业溢价。然而，我们也可能期望具有相同先前成就的学生的期望有所不同。这种自信的变化可能与学生的背景有关。首先，如果通过社会网络收集关于参与的成本和收益的信息，由于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一些学生可能比其他学生获得的信息更不可靠。 第二，由于文化资本水平较低，一些学生可能无法解释现有的信息。 第三，一些学生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少的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因为他们可能被认为是更大的风险(不仅仅是因为参加高等教育的预期回报较低)。
这一分析产生了对公共政策的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市场导致了次优的参与高等教育的水平，通过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参与来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目标可能会受到威胁，由于（1）不包括在学生的私人计算中的来自参与的大量社会福利，或者（2）学生根据参与的回报来估计私人利益，结果是较少(或更多),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而不是由于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而带来的未来回报（那些社会/文化资本较低的人可能获得的信息较差）。第二，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改善社会包容的目标都可能面临风险，因为资本（社会、文化和金融）的分配存在变化，影响决策独立于预期的金钱利益，例如对风险承担的不同态度。在概述“边缘”学生在本研究中的运作方式之前，我们考虑了一些相关的现有证据，关于学生融资制度对参与水平和分布的影响。
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变化：金融的作用
2006年在英国实行的大学生资助制度与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学生资助制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学费最初上限为3000pound;（2008/2009年升至3145pound;），绝大多数机构选择收取最高允许收费。与澳大利亚不同，这一费用通常不会因课程而异(Chapman和Ryan，2004年)。第二，虽然领取经济状况调查的赡养费补助金和公共补贴贷款的资格由中央管理，但获得助学金的资格由每个高等教育机构分别确定。此外，居住在家里的本科生比例一直很低。 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5年，第120页，表2）表明，只有20%的本科生住在家里，来自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者住在家里的可能性是来自非贫困地区的学生的两倍多。由于这些独特的特点，将参加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转移到学生身上的后果在英国可能不同于其他地方。
到目前为止，关于财政支助对参加高等教育的影响的证据尚无定论。一些研究表明，影响是最小的。在澳大利亚，这是对学生意见调查的结论(例如，Ramsay等人）和Chapman和Ryan（2004）对大学入学者的分析。对美国联邦学生援助计划“佩尔助学金计划”的研究未能发现赠款援助变化与学生入学之间存在重大关系的证据，但成熟入学者除外(Seftor和Turner，2002年)。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HEFCE)2005年）发现，进入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没有变化，这与对学生实行学费的引入或学生经济支持制度的其他变化有关。然而，其他研究已经确定了影响。来自美国区域研究的证据（例如州之间的比较）表明，每1000$学费增加或赠款减少与入学人数减少3-4%有关(如Leslie和Brinkman（1987年）对早期研究的总结所建议的，并得到Kane（2003年)对之后工作回顾的支持）。此外，收费和赠款的变化似乎比贷款条件的变化更有影响(St.John和Noell，1989年；Singell等人，2004年；Dynarski和Scott-Clayton，2007年)。Shin和Milton（2008）发现，学费对韩国入学的影响很重要，但影响很小，他们也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学费对大学生保险费较低的学科的影响较大。
学费对参与的任何影响都会对增加参与的政策产生影响，但只有在根据社会、种族或其他背景特征在学生中不均衡地分配任何影响时，才会对扩大参与政策产生影响。如果来自某些背景的学生有更多机会通过社交网络获得更便宜的经济支持，情况就会如此。或者，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可能比其他学生更厌恶债务。Espinoza（2008年）认为，学费不成比例地限制了智利低社会阶层学生的入学。 然而，他不能控制先前的成就。 Callender和Jackson（2005）研究英国的未来学生，报告说，低社会阶层的学生对债务的厌恶程度较高，在控制了预测的成就和社会背景后，对债务的恐惧可能会阻止这些学生上大学。在英国(Chowdry等人，2008年)和美国（Kane，2003年）的研究发现，在考虑了先前的成就和家庭收入之后，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参加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没有影响。
这项研究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首先，它使用了从2006年起由英国学生资助系统产生的数据，考虑到先前成绩、收入和背景的变化。其次，本研究利用先前成绩和学生对高等教育表达意愿的数据，考察了“边缘学生”的行为。我们现在转向“边缘学生”的定义。
谁是边缘学生？
使用连续的尺度，如收入或考试成绩，利用关于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学生决策的假设，可以事后识别边缘学生。另一种选择是利用学生宣布的参加高等教育的意图。这一方法的优点是收集了关于对参加高等教育的态度的信息，尽管它排除了占本科生比例相对较小但不断增加的成熟入学者，他们似乎比年轻入学者对学生援助的变化更有反应(Seftor和Turner，2002年)。由于几个原因，成熟学生的思维和行为可能与年轻学生被观察到的思维和行为不同。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个成熟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英国学习兼职和目前的经济支持，这使兼职学生相对于全日制学生更加不利。Chapman和Ryan（2004年）将边缘学生定义为在14、15岁时说他们不打算上大学，但后来实际上去了。这一定义存在一些问题：决定不上大学的决定与决定不上大学的决定同样令人感兴趣；一名14岁的学生宣布不打算上大学，可能在他们必须作出坚定决定时就决定上大学；其他14岁的学生表示打算上大学，可能在他们必须作出明确决定时改变了主意。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检查了两种类型的边缘性，根据抽样的20个学校里的1628名学生在上学的最后一年。任何特定学校的样本大小从23到380不等，主要反映了入学学生的总数。当一个机构无法向所有学生管理问卷时，限制样本是基于田园形式组的，以避免选择结果偏倚的样本。这些机构设在A和B两个城市地区。 这两个领域都被归类为英国高等教育参与率最低的领域 （(HEFCE) 2002年)。A区学生的愿望传统上被发现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B区的种族多样性更大。这两个领域的选择旨在提供足够的变化，以解决研究问题中的一些关键子主题。样本包括在A区提供16-19教育的所有机构和分层(创建一个与A区匹配的样本)，然后从较大的B区随机选择样本。
首先，我们确定了在他们以前的资格中处于边缘的学生。我们收集了161岁学生在公共考试中自我报告成绩的信息。一个进入本科课程的典型要求是，一个学生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中至少取得了C级英语和数学成绩，尽管有些学生只要求一个至少达到C级。因此，我们集中在这些学科上，并构造了一个总分数，给A*=4，A=3，B=2，C=1和＜C=0分，给我们一个范围为0-8的变量。在我们的总样本中，有1,512名学生提供了关于他们GCSE结果的信息。我们还使用了来自问卷的GCSE性能的两个进一步衡量标准，给出了更广泛的变化，作为普适性检查。其中第一项还包括一个科学分数，而第二个还包括学生在英语文学中的分数。
第二，我们能够定义那些对参与高等教育表示不确定性的学生。学生被问及下列哪一项最能描述他们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情况：
1. 我不是也永远不会申请
2.我本来打算申请的，但改变了主意。
3.我还在考虑申请
4.我正在申请中
5.我已经申请了
我们根据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学生分为三类：如果他们选择了选项1，是lsquo;永远不rsquo;；如果他们选择了选项2或3，是lsquo;不确定rsquo;；如果他们选择了选项4或5，则是lsquo;确定。在我们的1,512名学生样本中，13%的人是“不确定rsquo;。边际性的两个定义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有趣的是，样本中的大多数边缘学生肯定是申请大学学习的。对于成绩较高的学生来说，“确定”比例较高，但该表表明，这不是唯一涉及的因素，这两类边缘性是不同的。如果所有113个GCSE成绩高于两点的“不确定”的学生都申请成功进入HE，那么本科招聘将比（1,243）“确定”申请者建议的招聘水平高9%。
根据这一观察，我们可能会问，是否有可能预测学生对参与的“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分析了学生的反应，使用一个关于“从不”、“不确定”和“确定”类别的有序Logit模型，调查考试成绩、家庭收入、父母就业、种族、父母教育、来自单亲家庭、机构类型(独立/综合/国家选择性/6年级/FE学院)和地点(A/B区)作为自变量的影响。由于家庭收入和就业高度相关，我们在估计中使用了收入，然后将结果与使用就业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差异很小。在我们的分析中，收入类别不是根据样本或人口统计来定义的，而是与当时领取抚养费补助的家庭收入的截止点有关的。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低收入被定义为不到17,500pound;，使这类家庭的学生有权获得全额助学金；中等收入在17,501pound;至35,000pound;之间，后者是获得任何助学金的上限；高收入超过35,000 pound;。我们还包括了一个虚拟变量，一个特定的大学，有高水平的受访者回答“从来没有”。
只有四个变量(参加一所独立的学校，GCSE评分，来自亚洲背景2，并参加了高水平的受访者回答“从来没有”)是显著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中最常与社会经济阶层相关的两个变量（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并不是对参与不确定的显著预测因素。然而，这种回归的伪R2仅为0.09，表明所包含的背景变量只占变化的一小部分。对这一结果的一种解释是，虽然社会阶层通过其与社会经济背景低的学校学生的成绩的联系而强烈影响参加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但取得成绩使他们有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不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对参与感到不确定。另一种解释是，家庭收入、就业和教育等背景变量不能反映可能产生的“阶级效应”，例如通过使用文化资本的度量来发现。然而，表23中的估计概率表明，一些相当大的差异可归因于回归中包含的变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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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duc (2009) 58:193–204
DOI 10.1007/s10734-008-9190-9
Particip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marginal student
Peter Davies · Jean Mangan · Amanda Hughes
Published online: 9 December 2008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V. 2008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cision-making of marginal and nonmarginal students about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E).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kinds of marginality: being lsquo;borderlinersquo; on account of prior achievements in school and being lsquo;unsurersquo; after taking prior achievement into account. We identify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students in their final year of schooling who are unsure about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ven though they have prior school achievements typical of entrants to HE. Being lsquo;unsurersquo; is found to be un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but it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risks of participation, different levels of knowledge about financial support that is available and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formation search about participation in HE.
Keywords Widening Participation Financial Support Marginal Students
Introduction
Fiscal pressure from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E) has encouraged governments to require students to bear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costs of their study (Adnett 2006). These policy change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loans and grants designed to ameliorate any negative effects on enrolment arising from student fees. Dearden et al. (2008) estimate that following the combination of reforms introduced in England in 2006 (which, inter alia introduced a higher maximum level of student fees),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an annual income of below pound;46,000 ($81, 749) were better off under the new system. Taken together with scepticism over the extent of any short-term credit constraint facing students from lower income backgrounds (e.g. Cameron and Heckman 2001) and an upward trend in enrolment in HE during a period when the fees paid by students has increased, there ar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argets for increasing and widening
P. Davies (amp;) J. Mangan A. Hughes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Slaffordshine, UK
e-mail: p.idavies@staffs.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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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re not jeopardised by the type of reform to student finance that has been introduced in England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 (2005). However, there are also reasons to be cautious about this interpretation. A correlation between rising enrolment and increasing fees does not tell us what causal relationship exists. Moreover, the goal of widening participation has been persistently elusive as the expansion in participation has been heavily skewed towards the middle classes (Blanden and Machin 2004).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lsquo;marginalrsquo; students who are on the cusp of participation or non-participation in HE.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sources of marginality. Some stu-dents are lsquo;borderlinersquo; because of their school grades whilst others are lsquo;unsurersquo; even though they have grades that would be expected of entrants to HE. We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types of marginal and non-marginal students in their decisions to participate in HE and we suggest som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First we provide brief reviews of theory and evidence on student financ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HE, highlighting aspects of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that a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the analysis conducted here. We then examine ways of defining the lsquo;marginalrsquo; student and justify the approach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How these definitions interact with student views on university, funding and their information gathering is then considered. We conclude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effect of student financing regimes on participation
From human capital theory we would expect students to estimate expected net lifetim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discounted additions to future income consequent upon acquiring a degree minus direct costs of HE borne by the students and foregone earnings during the period of study. Assuming risk neutrality and unfettered access to loans available through capital markets, individuals will seek to participate in HE as long as they expect a positive net present value from their investment. Traditional views of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HE suggest that net present value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studentsrsquo; prior academic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HE as long as their prior qualifications are just sufficient to secure a positive net present value.
Research in the UK suggests that doing better at A-level improves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a good degree (Smith and Naylor 2001). Moreover, graduates with A-level grades that place them in the top third by point score gain an additional wage premium of about 6.5% when compared with graduates with A-level grades that place them in the bottom third of point scores (Hussain et al. 2008). We should expect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to students of enrolling in HE to be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students with lower school grades who can expect a smaller graduate premium. However, we might also expect variation in the expectations of students with the same prior achievements. This variation in confidence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rsquo; background. First, in so far 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s gathered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some students may secure less reliable information than others due to variation in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Second, some students may be less able to interpret information that is available due to lower levels of cultural 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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