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 州 师 范 大 学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外文翻译
斯洛伐克学前课程改革与教师情绪:Facebook帖子分析
原文作者 O. Kascak1,2 bull; B. Pupala1,2 bull; T. Mbugua3
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 学生： 赵雅婷
指导老师：黄小莲
摘要：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教育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直到2008年，通过了教育法，为各级课程设置设定了新的参数，才对课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因此，该法还意味着学前教育机构可以完全纳入学校系统，并可以为这些学校(幼儿园)开发一套全新的国家课程。幼儿园十年国民教育计划已不再有效，面临着实施新的2008年国民教育计划的任务。国家课程很快就开始出现根本性的缺陷，因此不得不在2013年推出一个新版本。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教师们面临着两个新的国家课程的压力。本研究捕捉了教师在第一次接触2013年全国课程时处理这一过程的方式，这是通过有意使用Facebook作为替代面对面研究的上下文平台实现的。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工具，并作为数据源，从Facebook平台上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是基于教师创建的讨论主题。讨论平台提供了了解教师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作反应的感情方面的机会，这是实施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篇文章描述了幼儿教师在接受或抵制国家课程的各种形式时所经历的情绪状态。
关键词：国家课程；学前教育；Facebook；教师情绪；斯洛伐克共和国
一、研究背景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斯洛伐克共和国(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该国自2008年以来在国家层级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斯洛伐克的改革包括对学前国家课程的根本改革，这完全打破了斯洛伐克幼儿园课程规划的传统。这篇文章通过幼儿园教师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变化，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一门全新的课程融入到他们的工作中。目前的情况是十分有趣的，因为2013年制定了一个新的课程，在此期间，教师至少要处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2008年国家课程对课程规划提出了根本性的新要求；二是2013年通过的2015年实施的新课程。
《儿童教育工作和幼儿园教育工作计划》(1978年)多年来决定了幼儿园的课程规划和教育工作的结构，事实上，直到2008年，它都是国家课程进一步修订的基础。国家课程修正并不频繁，第一次发生在1984年，第二次发生在1999年。尽管斯洛伐克政权发生了变化——1989年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但是1999年还是修订了国家课程，而幼儿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模式。因此，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这种模式从根本上重塑了教师的职业身份，影响了几代幼儿园教师至今的教学方式。
2008年，新的教育改革立法将幼儿园纳入学校体系。然而，可以对斯洛伐克的情况和 爱沙尼亚的情况进行对比(Tuul等人，2011年)，例如，爱沙尼亚1999年制定的新的国家课程生成了一份简短的框架文件，而在斯洛伐克，新的国家课程生成了大量纲领性文件，其中列出了课程中极为详细的项目和概念。
在制定国家课程的开本和概念单元时，新法律的作者选择了“教育借用”模式，这种模式在实施教育改革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被相对频繁地采用(Silova, 2009年)。教育借用主要来源于迄今为止还十分陌生的斯洛伐克语概念，如教育标准、能力和内容区域（Kasˇcˇaacute;k and Pupala 2013)，因此，教师们的反应是情绪化的。斯洛伐克教师对国家课程改革的情感方面的反应是对教育改革所引起的变化的研究调查的一部分(Zembylas 2010)。
2013年，为了回应教师对2008年课程改革的持续不满(Pupala等，2013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新的全国幼儿园课程的修订版本。
本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是通过Facebook收集的幼儿教师的直接证词，教师们创建了自己的专业讨论小组，讨论的内容与2008年及以后的课程直接相关。鉴于Facebook独特的研究潜力，因此有可能分析这些改革是如何被教师队伍所接受的。
二、Facebook是一种工具，用来投射教师对改革的情绪
在调查教师对改革的看法及分析教师对改革步骤的反应方面存在着广泛的经验主义传统。对于情绪在教师对课程变化的反应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调查也是如此，尽管这类调查没有像探索改革影响的理性主义、抽象方法那样具有悠久的传统(Spillane et al. 2002)。这种新的研究方向重点关注的是教师情感和教师实践的各个方面(Van Veen and Lasky 2005)。这类研究之所以开始发展，是因为由课程变化引起的教育改革和变化最初总是伴随着情感反应(Schmidt and Datnow 2005)。这类研究大多数使用叙事访谈、案例研究或各种人种志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Trotman and Woods 2000;Van Veen and Sleegers 2009;Cross and Hong 2009;Zembylas and Barker 2007)。本研究试图透过教师情绪的镜头，进一步发展上述以教育变迁为焦点的理论架构,这项研究希望丰富这类框架，为Facebook分析带来新的潜力。
相反，迄今为止，很少有关于专业使用Facebook作为分析教师情感反应的工具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使用Facebook的研究都是在社交网站(SNS)的更大范围内进行的，这被认为是近年来数字技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现象之一。在各种社交网络中——Facebook、Instagram、Pinterest、Twitter、MySpace、Snapchat和LinkedIn, Facebook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皮尤研究中心2014)，每月活跃用户超过14.4亿(Statista 2015)。
在教育领域，Facebook的研究一直停留在教师自我表露(Sumuer et al. 2014;Mazer 2009)、教师的使用与习惯(Hutchens and Hayes 2014;Schwane 2011)、教师专业发展与终身学习(Haan 2012;Ranieri等人，2012)等领域。Facebook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涉及到维护师生关系，以达到个人和专业发展的目的(Schwartz 2009;Dobbs2012 ;Asterhan et al. 2013)。根据Bodell和Hook(2011)的研究，现在出现了一种出于职业原因使用Facebook的新现象。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DA) (Potter and Wetherell 1995;伍德和克罗格2000年)，以解决一些研究问题，在后面会提到。从Wood和Kroger(2000)的观点来看，“话语分析的任务是hellip;hellip;确定参与者在他们的谈话中自己积极构建和进行分类的方式”(第29页)。其中一些分类包括身份、动机和情绪状态。
在本研究的背景下，DA的应用目的是描述Facebook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发起相关主题的机会的程度，以及信息或思想在共享意义形成过程中流动的模式。
同时，DA遵循扎根理论(GT)的一些原则作为研究教师对课程变化的情感反应的一般理论框架。GT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它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数据，甚至是最常用的定性数据(Glaser和Strauss 1967;Strauss和Corbin 1994)。扎根理论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学科或数据收集的形式，而是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有所使用(Wells 1995)。
加州大学的讨论“幼儿老师”Facebook群组,自2011年底以来一直在运行着,适合整理相关数据，该小组目前有9000多名成员，我们应该提到的事实是，成员数目的增长是对课程改革讨论的回应。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到2014年斯洛伐克有14813名幼儿园教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Facebook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学前教师，那么在斯洛伐克学校系统中工作的约61%的学前教师至少是被动地参与了这场辩论。
为便于分析，本研究选择了70名幼儿教师，选择他们时没有使用任何严格的抽样规则，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以即将到来的课程改革为中心的讨论，其他Facebook参与者讨论了不同的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数据采集和采样时间为2012年11月至2013年9月。虽然这些老师可能没有代表所有的Facebook参与者，但他们是唯一参与讨论并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人，他们的参与和回应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个步骤：
1.对讨论进行了持续的监测。
2.已作出努力，确保集中讨论主要议题。
3.讨论中出现的共同主题是根据教师对计划中的课程改革的不同态度进行编码的。
4.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讨论进行了这项研究。
在讨论之前，参与者只有关于课程计划变更的信息，在讨论中，与会者对新课程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讨论了课程的最终版本。很自然，在讨论开始后不久，人们就捕捉到了最高层次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Facebook群组自己组织评估了新的国家课程,然后发送给国家教育研究所。因此，Facebook成为了这样一个先例——教师群体内的“教师的颁布区”(Spillane 1999)。
这个小组的创建主要是作为一个教师分享和交流日常工作信息的专业平台。最受欢迎的话题是分享各种教学材料、工作思路，以及寻求幼儿园各种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参与讨论，回答教师提出的具体问题。因此可以说，Facebook群是一个重要的“协作网络”，可以增强同事间的关系、促进专业成长。此外，在课程改革的辩论之后，它的功能演变为“教师集体应对实践活动的平台”(Zembylas和Barker 2007，第239-240页)。这种类型的专业交流带有一种“新专业主义”的特征：协作而不是自主、打开而不是关闭、向外看而不是孤立、具有权威性但不具有控制性”(Fullan 2001，第265页)。
2012年11月4日公布了全面准备新课程的信息，这引发了讨论，并产生了超过500个讨论条目，由70个讨论者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讨论组历史最广泛的讨论之一，讨论自由且自发地展开了。
互联网社交网络，在这里指的是Facebook，为这种充满情感的群体投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它被赋予这样三个角色：作为上下文交流平台、作为调查信息的工具、作为与斯洛伐克学前课程变化的情感和其他反应相关的数据收集平台(Baker 2013)。Facebook的使用还旨在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情绪是“社会意义构建中被忽视和研究不足的一个方面”(Spillane et al. 2002, p. 411)。Facebook实现了“情感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移”(Saunders 2013, p. 329)，这种重新布置意味着可以从经验上考虑当前被视为课程变革的关键因素的情感，并将其纳入接受变革的过程中。
尽管我们可以从会议，研讨会，在幼儿园的内部会议以及其他专业组织中获得其他类型的信息和数据，但是出于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在Facebook辩论中遇到的陈述更加丰富和广泛。 我们在地区研讨会上与老师的会面中发现了教师可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一个例子，这也可以看作是教师社会代表的一种来源。 与教师的面对面交流，无论是与教师本身还是与课程创建者的交流，都受到了阻碍。 教师倾向于过度控制自己的话语，或者宁愿什么也不说，以免受到负面反馈。 在这种环境下，研讨会讨论小组中有学前检查员在场，在幕后，人们发现教师更喜欢在检查员面前保持安静，以防万一。这意味着教师带有情绪，尤其是恐惧，极大地影响了我们获取用于研究目的的信息的能力。
Facebook在方法论方面更为开放，因为它是表达对改革的回应的社会环境，因为相关人员并不认为Facebook是搜索环境。 它也成为数据的丰富来源，因为响应更加开放，更具表现力，并且不受传统数据收集环境或协议的影响。 还可以监视教师讨论的社会性质，教师讨论组中的正价或负价，以及试图控制辩论。 但是也存在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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