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的镜子:劳动教育的新视野
原文作者 Gregory Mantsios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潜力：它考察了一些历史和当代模型，并建议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为劳动教育领域制定一个新的框架，该框架不同于一般采用的框架，它在概念上更为全面。作者主张对劳动研究进行更广泛的定义（以社区为导向），设想劳动教育者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包括参与劳动力发展计划），并呼吁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建立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劳动学院或劳动学校。
劳动人民面临着经济困境，就业机会有限，工资停滞不前，歧视和持续的自我组织障碍。同时，支持工人的机构，包括工会和基于大学的劳动教育项目正在努力建立和维持有效授权工人改善生活、实现个人和集体愿望的项目。对于劳动教育工作者来说，斗争是激烈的。随着支持的减少和资源的匮乏，我们的领域在大学中越来越边缘化，而且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工会内部，被教育者承担了后果。没有所需的理论和实践工具的工人，在保护和促进其利益方面缺乏足够的武装。因此，他们的工会被削弱，权利遭到践踏，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选择成为劳工教育者是我们致力于劳工运动和社会正义的自然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职业的现状反映了有组织劳动的衰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权力上。今天的劳工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组织工人意味着什么。劳动教育工作者有同样的义务更广泛地思考我们的使命，并从服务的人群和影响其生活问题的多个角度来考虑，重新思考劳动教育的定义、作用、范围和实践。
文章的目的是探讨劳动教育的潜力，考察过去的模式，并为新的视野和当代实践领域提供参考。我们借鉴了在Joseph S. Murphy研究所（JSMI）和纽约城市大学（CUNY）的经验，并追溯了导致我们以大学为基础的劳动教育的全面、跨学科和多方面方法的考虑因素。我们思想的演变，又促使了劳工顾问委员会和纽约大学劳联产联（见附录所附决议）呼吁公立和大学官员在城市大学内建立一所新学校，致力于劳工和工人阶级社区。基于自身的发展，并借鉴所向往的历史和当代模式，我们希望推进一种能够维持的领域并帮助其更广泛发展的劳动教育方法。
在我们当前思考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我们可以从劳动教育的丰富历史以及目前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从事劳动教育的同事那里学到什么？第二，我们的学生和潜在学生是谁？我们如何满足不同群体的多种需求，包括穷人、移民、失业者和无组织工人？第三，我们如何定义我们作为劳动教育者的工作，如何定义劳动研究和工人教育的领域？第四，还有哪些其他学科能够解决工人关心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实践技能？第五，在变化的工作环境和日益多样化的劳动力中，大学劳动教育的作用是什么？第六，我们如何平衡教育机会和卓越标准这两大目标？第七，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如何推进有组织的劳工和其他社会运动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议程？第八，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将为劳动教育领域的稳定和财政安全提供最佳机会？
我们想提出一个理解劳动教育的框架，该框架更具包容性，概念上与我们领域中普遍采用的框架不同。我们将“劳动教育”一词视为首要范畴，其定义可能比传统意义上更为宽泛，即满足工人、工人阶级组织和社区需求的教育。我们确定了劳动教育工作者工作的三个不同但重叠的部分：首先是工人教育，包括劳动力发展；其次是劳动研究和相关领域，包括劳动关系、工人阶级研究和城市研究（特别是工人阶级社区研究）；最后，为劳工和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社区提供研究和服务。
一、工人教育：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美国，以工会和大学为基础的工人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并随着四个主要相互关联的目的而发展。这些项目旨在为工人提供识字和英语技能，以鼓励公民参与；掌握所选技能或在市场上更具就业能力所需的与工作相关的技术技能；自由教育，使工人能够提出问题、挑战假设、增长智力，并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帮助建立有效劳工运动和促进更公正社会的实用技能。许多早期工人教育项目是由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的，被视为建立新社会秩序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女装工人和合并的服装工人工会是工人教育的早期先驱。两者都提供识字、英语和职业课程，提高移民工人应对城市生活的复杂性、成为公民、投票和在工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工会还开设课程，旨在扩大工人的思想，让他们接触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并鼓励他们参与工会和公民活动。虽然不是大学，但在某些方面，这些课程模仿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和经济的大学课程，并经常由大学教授教授。
20世纪20年代，一些主流学院也参与了工人教育，最著名的也许是布林莫尔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Bryn Mawr为工业女性设立了暑期学校，并为工厂女工提供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和文学的机会。威斯康辛大学工人学院(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chool for Workers)是由约翰·r·康门斯(John R. Commons)和他的同事于1928年创建的，其前身是该大学早期的女工暑期项目。工人学校与“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智力资源放在普通人手中的威斯康星理念是一致的。”它通过论述当前和未来社会的性质来强调个人的丰富和发展。虽然工人教育的早期努力大部分完全消失了，但也有一些努力则演变成了新的形式。至少有一所学校，威斯康星州工人学校，一直持续到今天。
许多早期的劳动教育先驱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工人教育”，并承担了广泛的责任，不但为工人提供运动训练技能，还具有广泛的教育经验，包括接触“伟大的思想家”。
如今，学院和大学已经将“工人教育”定义为“劳动力发展”——即教育和培训工人，以满足行业和部门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教育整个人”的概念几乎消失了。
当然，很多大学都在独立地或通过大学合作开展工作。纽约市最著名的例子是1199SEIU、IBEWLocal3、AFSCMEDC37、CWA1180和SEIU32BJ。由于基于工会的计划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对工会的资助或劳动管理教育福利基金，工会提供的计划比工业和大学提供的计划更以工人为中心。工人教育联合会（CWE）采取了一种多工会的劳动力发展方法，该联合会与46个工会合作，提供课程和计划，帮助工人提升技能，从而维持或提升他们的职业生涯。CWE还与社区组织合作，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就业安置。CWE是纽约市中央劳工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它每年获得大量政府资金，并为7万多名工人提供职业培训服务。
虽然CWE提供非信用培训，但我们自己的组织——墨菲研究所（Murphy Institute）与工会以及财团合作，为工人提供信用课程和职业阶梯。由于特定行业的教育几乎总是在墨菲学院的专业领域之外，因为JSMI是提供超过1200个证书和学位课程的大学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作用是促进工会和大学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该学院还提供学术和行政支持：基本技能指导、辅导、咨询、学费福利和一系列其他服务。但为了使这些项目更加以工人为中心，JSMI尽一切努力将进步的教育学、劳动研究和自由教育注入到研究项目中。多年来，我们已经找到了很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有时比其他方法更成功。例如：JSMI为服装工人提供的基本技能课程建立了Freirean教学模式；开发以劳动为重点的课程（如学生能够完成以满足其普通教育要求的文学作品）；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教育模式，将识字技能、批判性思维、文化能力（种族、班级、性别和性）与医疗保健职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材料教学相结合。后一个示例是与1199SEIU一起开发的，它借鉴了华盛顿州的综合基础教育技能和培训模式。
也许我们所设想的工人教育的最好例子是IBEW Local 3与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的哈里·范·阿斯代尔劳动研究中心合作提供的。工会要求学徒完成一半是技术指导，一半是文科和劳动研究的结合的副学士学位。当地3名学徒完成全球文明课程，文学和社会，美国历史上，劳动与经济，种族、阶级和性别以及电学理论。
我们想建议，劳动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工人教育”的历史和当代模式的基础上，将文科和与工作相关的教育融入我们的领域。我们把这项工作称为“工人教育”——与“劳动力发展”不同，但又有关联后者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通常被视为解决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戈登·拉弗（Gordon Lafer）在《就业培训猜谜游戏》（Job Training Charade）中指出，这一方法可能被误导：政府资助的培训计划无法替代联邦就业创造计划，也无法解决让这么多人在不合理的财富中陷入贫困的结构性问题。6Y et，为工人提供发展技能的机会是一个有价值的企业，它服务（或可以服务）工人个人和社区。
问题不在于职业培训本身的性质，而在于主导该领域的雇主导向。“联邦储备银行”一词描述了当前和未来的就业和支持业务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和方案，以支持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人和雇主都将劳动力发展视为有争议的领域。
在工人教育的广泛框架内，劳动力发展可以以工人的名义重新主张。它可以与特定行业或部门的工会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帮助工人掌握一门“手艺”，并在工会找到理想的工作。从长远来看，它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如果工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提供这种劳动力发展，他们就有了新的力量来源。
我们目前认为的劳动教育通常是孤立的，要么是组织上的，要么是劳动力发展计划中的自我强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我们还想指出，工人教育，以及由此延伸的劳动力发展，应该借鉴早期的模式，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入我们作为劳工教育者向工人提供的教育经验中。这意味着我们接受“完整的人”的教育的理念。
上述各种模式为劳动教育工作者在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和教育领域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作为劳动教育家，我们可以开发将通识教育、批判性思维和劳动研究整合到与工作相关的项目中的课程；对成人和工人教育的最佳实践进行研究；提倡参与式和授权式的教学方法；提倡认可工人生活经验的教育计划；提倡提供就业机会和可转移技能的培训项目；向寻求建立教育福利基金的工会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工会获得政府培训补助；促进工会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学生服务和学术支持，以确保学术成功；在项目参与者之间建立社区意识和工人阶级团结。
简言之，劳工教育工作者可以支持将工人需求和工人运动放在首位的劳动力发展计划。
还应注意的是，当我们定义工人教育时，它不仅仅是关于以不同的方式更好地进行劳动力发展，也可以是关于根本不进行劳动力发展。作为参与这项工作的劳工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应该把工人教育仅仅集中在工作上，我们还需要为了教育本身而宣传教育理念，这仅仅是因为工人有权为了个人的成就而上大学。
二、劳动研究和相关领域的前景
我们将劳动研究定义为对工作、工人和工人组织的多学科研究。劳动研究可以追溯到学院的几个方面，最直接的是工业与劳动关系(ILR)领域。
ILR的第一次重要亮相是在1928年的威斯康辛工人学校。劳工关系领域的发展伴随着劳工斗争、工业冲突以及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NLRA不仅使美国劳工运动合法化，它还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政府法规，并增加了复杂的管理机制，旨在为国家带来劳工和平。
随着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等的建立，以大学为基础的ILR项目在40年代中后期开始激增。这些方案侧重于工作场所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劳动和管理的共同利益，改善沟通和相互理解。其目标是建立公正的组织和体制机制，以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劳资和谐，实现行业和平。
关注工会工作场所的ILR子集被确定为劳动关系，而关注非工会工作场所的ILR子集与人力资源领域密切相关。劳动关系课程通常侧重于集体谈判、争议解决和合同管理等主题。
劳工研究领域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新的跨学科项目，包括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研究以及妇女研究。劳工领袖越来越担心ILR学校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中立，这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劳工研究在两个重要方面区别于ILR：首先，它挑战了ILR的基本假设，其次，它比ILR更广泛地定义了自己。我们想利用这些区别提出几点意见。
在早期的劳动关系研究中，最早提出挑战的是劳动关系。ILR将新建立的实现工业和平的机构和机制视为赠品；它既没有质疑这种和平的代价，也没有审查实现更公平社会的替代机制。在ILR看到和平的地方，其他人看到了和解、绥靖和合作。因此，虽然ILR领域围绕着“我们如何实现工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展开，但劳动研究围绕着“我们如何实现工业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展开ILR承担着共同的利益，将自己视为劳资双方之间的第三方中立者，并依靠行政解决方案来解决劳资纠纷。另一方面，劳工研究假设存在利益冲突，将自身视为工人和工会的倡导者，更多地依赖于普通民众的动员和运动建设。
这就是说，ILR主题对劳动研究项目的学生具有内在价值。了解集体谈判、就业法、合同管理、争议解决、仲裁、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对于希望从事劳工运动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其他ILR课程也为工会领导人和员工提供必要的专业技能。这些包括工会管理和治理、公司研究和组织变革。
ILR课程不仅为积极分子提供了成为有效工会和普通领导所需的实用技能，而且还帮助建立工会捍卫和促进工人利益的机构能力。但是，为了有效，这些课程需要从工会的角度进行设计，并从工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此外，这些课程最好在更广泛的劳动研究教育背景下提供。
劳工研究的文科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在IILR的“怎么做”方法上增加了“是什么和为什么”。许多ILR学校已经认识到在他们的课程中增加特定劳动和文科课程以及文科/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在康奈尔大学，以劳动为导向的教师们已经恰当地将社会科学课程整合到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广泛课程中。康奈尔国际劳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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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History:
A New Vision for Labor Education
Auther：Gregory Mantsios
Abstract :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t examines a number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models and suggests building on those models to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field of labor education that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ncept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generally employed. The author argues for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Labor Studies (one that is community oriented), envisions a wider role for labor educators (one that includes engagement with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calls for labor colleges or labor schools to be established with public funding both nationally and locally.
Working people face economic struggle, with limited job opportunities, stagnant wages, discrimination, and continuing barriers to self-organization.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s that support workers—including unions and university-based labor education programs—are struggling to establish and sustain programs that will effectively empower workers to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allow them to fulfill their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aspirations. For labor educators, the struggle is intense. With diminishing support and scarce resources, our field is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within universities and often within unions themselves. The populations we should be educating pay the consequences. Workers withou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ols they need are left inadequately armed to protect and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As a result, their unions are weakened; their rights are trampled;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is imperiled.
For many of us, the choice to become labor educators was a natural result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labor movement and social justice. And, to a large ext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our profession reflects the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both in sheer numbers and in power. The labor movement today is under considerable pressure to re-think what it means to organize workers. Labor educators have the same obligation to think more broadly about our mission—to re-think the definition, role, scope, and practice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to do so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labor education, examining models of the past as a reference for new vision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the field. We draw on our experiences in the Joseph S. Murphy Institute (JSMI) and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and trace the considerations that led us to a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university-based labor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our thinking, in turn, led our Labor Advisory Board and the NYS AFL-CIO (see attached resolution in Appendix) to call upon public and university officials to establish a new school within CUNY—one that is dedicated to labor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Based on our own evolution and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models to which we aspire, we want to advance an approach to labor education that we believe can sustain our field and help it grow more generally.
Among the questions we have grappled with along the way to our current thinking are:
bull;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our work from the rich history of labor education and from our colleagues currently engaged in labor educati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world?
bull; Who are our students and potential students, and how can we address the multiple needs of various constituencies, including poor, immigrant, unem-ployed, and unorganized workers?
bull; How do we define our work as labor educators, and how do we define the fields of Labor Studies and Worker Education?
bull; What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ddress issues of concern to work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skills to address those concerns?
bull; What is the role of university labor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k environ-ment and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workforce?
bull; How do we balance the twin objectives of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excellence in standards?
bull; In doing our work, how do we advance the broader social change agenda of organized labor and other social movements?
bull; And, finally, wha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ll offer the best chance for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security in the field of labor education?
We want to suggest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labor education that is more encompassing and conceptu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generally employed in our field. We view the term “labor education” as the overarching category, defined perhaps more broadly tha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he case, as education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workers and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 nities. We identify three distinct but overlapping strands to the work of labor educators1:
1. Worker Education, including Workforce Development
2. Labor Studies and related fields, including Labor Relations, Working-Class Studies, and Urban Studies (particularly the study of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3. Research and service to the labor and the broader social justice community
Worker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U.S., union and university-based worker education traces its roots to the 1880s and evolved with four major, inter-related purposes. The programs were designed to provide workers with: a) literacy and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o encourage civic engagement, b) job-related technical skills needed to master onersquo;s chosen craft or become more employable in the marketplace, c) liberal education to empower workers to raise questions, challenge assumptions, grow intellectually, and lead more meaningful lives, and d) practical skills to help build an effective labor movement and promote a more just society. Man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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