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6-2011年数据的中国省级环境绩效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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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6-2011年数据的中国省级环境绩效分析

摘要：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发展，数千人口因此脱贫。但这种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环境压力的增加。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但实际收效甚微。环境绩效评估（EPE）作为一种定量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评估环境保护成果并为提高管理效率提供指导本文使用环境绩效评估工具分析2006年至2011年间中国省级的环境绩效指数。本研究采用主题框架法及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来构建环境绩效的综合指数（CI），具体包括从中国统计局数据中选择的共四类39个指标。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至2011年30个省级行政区（PAR）的环境绩效指数（EPI）范围是从2006年山西的44.12到2010年北京的80.87。为切实帮助各省提高环境绩效，本研究还利用聚类分析（CLA）将30个PAR划分为3个子区域。针对不同子区域的情况提出具体环境改善建议以帮助中国政府因地制宜的开展环境治理工作。

关键词：环境管理；环保性能；环境评估；综合指数；性能改进；聚类分析

1.引言

中国在90年代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政策，经济由此得到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此，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已从2000年的1015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00）增加到2013年的9517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但是，中国环境状况并未因此得到显著的改善（Yang，2012; Chen等，2013; 郝2014）。本研究使用环境绩效评估（EPE）来识别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弱点以提高管理效率，并为相关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法。EPE可以应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背景，包括小规模或大规模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包括企业，村庄，城镇，政府和国际组织（Kuhre 1998; Niemeijer and de Groot 2008）。

与EPE类似，环境效率评估（EEE）是另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方法（Wang et al，2015）。环境效率评估是一种定量分析工具，可大规模的进行动态环境评估。它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Chen等，2015），超效率DEA（SEDEA）（Yang等，2013）或基于松弛变量的测度（SBM）（Zhang等，2016）等模型计算环境产出，包括理想产出和不良产出。与EPE相比，EEE仅考虑投入和产出，而忽略其他因素，如本研究中使用的指标“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由此，本研究选择使用EPE，因为它包含了尽可能多的元素，可用来开展一个全面的整体评估工作。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环境绩效指数（EPI）来表示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PAR）的环境绩效得分，这是从2002年首次发布的试点环境绩效指数发展而来的。截至2012年1月， 4个试点的EPI报告已经发布，依次为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根据这些报告，中国的EPI评分在132个国家中排名第94，105，121和116位。中国的环境绩效情况不容乐观，急需改善环境表现。应用Malmquist指数法（Kortelainen，2008），对1990至2003年间20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环境绩效进行了动态分析。其余EPE的研究则是针对某些行业，如制造业，涂料工业，农业系统及指标构建体系等（Jasch 2000; Santamouris et al。，2007; Niemeijer and de Groot 2008;Gonzaacute;lez-Garciacute;aet al，2009; Sueyoshi et al，2013; Zhang等，2014; de Vries等，2015）。最近，一些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研究（Lu 2008; Sun等，2012; Pan and Huang 2013; Liu and Wang 2014）。这些研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有用的环境建议，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严谨的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小规模的环境静态评估。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国，全国各地的环境治理表现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新政策出台或新项目启动时（王和范，2004;范等人，2011），各地环境治理表现呈现巨大的差异性。因此，对一段时间内各省级范围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估是很有必要的。

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CI），而不是按部门进行环境绩效评估。CI是多种信息源的集合，用来替代不能直接测量的系统总合。（Dobbie和Dail，2013; Myhre等，2013; Cookey等，2016 ）。著名的综合指数包括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Sagar和Najam，1998）;由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世界经济论坛和欧盟委员会研究中心联合制定的环境绩效指数（Esty and Levy，2006）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制定的灾害风险指数。综合指数比扇形指数拥有更多的优势。首先，它可以在现有的范围内考虑许多不同类别的指标，并为决策者提供多维度的建议。然后，它可以评估一段时间内国家对于某些复杂问题的处理进展。最后，它可以便利政府与群众、媒体等的沟通，并加强问责制的影响能力。（Nardo等，2005）。

考虑到评估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环境绩效的重要性，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CI系统来定量评估30个PARs的环境绩效。研究还利用聚类分析（CLA）将30个PAR划分为3个子区域。针对不同子区域的情况提出具体环境改善建议以帮助中国政府接下来因地制宜的开展环境治理工作。

2.方法

2.1 指标选择

通过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根据四个原则制定了指标体系：政策相关性（中国特色的指标可以评估政府的工作效率）；系统完整性（指标体系应涵盖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 数据可用性（数据应该是容易获得的官方统计数据）；简单和高效（避免数据重复）。

环境卫生问题已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给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产业集聚造成严重的水和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类健康（Ho和Nielsen，2007）。另外，资源约束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一直落后于世界（Yang et al，2012）。结合前面提到的环境问题，本文使用主题框架法来确定主要问题和子问题。主题框架分析更适用于研究特定时期内的特定问题。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开展研究。本文确定了四个二级指标：环境健康，生态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治理。并在每个二级指标下增加了三级指标。以环境健康为例，本文选择了五个三级指标，包括空气质量，水质，噪音，环境卫生和废物处理。对于生态保护，则选择三个三级指标，包括农业、土地管理，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绿化。对于可持续利用资源，选择了三个三级指标，包括气候变化，能源使用和资源利用。对于环境治理，则选择了三个三级指标，包括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环境治理。

接下来，使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来确定第四类指标（Huang等，2011）。 DPSIR框架对描述环境问题的起因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很有用。由DPSIR框架可知，对于生态系统，人的健康和功能而言，从驱动力开始，到压力，接着到状态，再到影响最后到政策响应，这期间存在着因果链条。该模型显示了每个要素是如何对环境产生压力，进而改变环境状态。不同的环境状态影响了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受体，导致社会团体采取各种管理和政策措施，如实施内部程序，开展教育，制定规章制定，征收税费等以对此情况做出回应。

为避免指标间存在相关性，本文进行了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S1-6）。通过分析，排除了七个四级指标，制定了由四个二级指标，十四个三级指标和三十九个四级指标（表1）构成的指标体系（见表1）。每个指标的描述和具体计算过程见表7。

表1 环境绩效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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